當前，我國就業形勢十分復雜，農民工招工難與大學畢業生就業難并存導致人們對就業形勢的判斷出現很大差異。有人認為，農民工招工難意味著劉易斯拐點到來，標志我國勞動力供大于求的時代結束。實際上，準確判斷我國就業形勢，需要從供求和制度兩個層面進行分析。
　　從供求層面看，“十二五”時期我國就業壓力進一步加大。從供給看，“十二五”時期勞動力供給較“十一五”時期多。首先，“十二五”時期我國勞動年齡人口增長仍處于高峰期，城鎮需要就業的勞動力年均達到2500萬人。其次，大學畢業生、農村富余勞動力和下崗失業人員“三碰頭”，形成巨大就業壓力。“十二五”時期大學畢業生數量不斷增加，年均規模約為667萬人，較“十一五”時期增加127萬人；現有農村富余勞動力仍有1.2億人，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壓力依然很大；每年結轉的登記失業人員預計1000萬人，解決結構調整中新的失業問題和歷史遺留的下崗失業問題的工作難度將進一步加大。第三，就業結構性矛盾更加突出。“十二五”時期我國面臨產業結構重大調整，在就業領域將伴生大量結構性矛盾。一方面，是勞動者職業技能與崗位需求不相適應的矛盾；另一方面，是不同地區就業結構性矛盾。在中西部地區、貧困地區、資源枯竭型城市、少數民族地區，城鎮就業難問題仍嚴重存在，農村仍有大量富余勞動力難以轉移。從需求看，“十二五”時期宏觀經濟環境變化對就業提出新挑戰。首先，“十二五”前期我國經濟和就業仍將受到后國際金融危機影響，外需難以恢復到以往水平。這將對外貿企業造成重大影響，不利于其吸納就業。其次，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對就業提出挑戰。落后生產能力將逐漸被淘汰，從而產生新的結構性失業；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客觀上要求勞動力在各產業間有序轉移，要求通過發展第三產業來吸納由于第一、二產業實行集約化經營而富余的勞動力；產業結構調整升級、科技進步和管理創新等對勞動者素質提出更高要求。第三，部分地區招工難并未改變勞動力供大于求的大勢。部分地區出現的招工難現象，既有我國經濟回暖、企業訂單增多和中西部地區因經濟增長而需要擴大招工的因素，也有新生代農民工期望值與部分企業用工條件差異較大的因素，還有供求雙方在技能素質、招聘時間及信息對接上錯位的因素。對這些問題應高度重視，但不能由此認為我國就業供求格局發生了拐點變化。從人口預測看，我國人口將從2010年的13.4億多人增加到2020年的約14億人，并持續增加到2033年的約15億人。因此，在未來相當長時期，我國勞動力總量壓力持續加大，供大于求的格局不會發生根本性變化。
　　從制度層面看，我國就業工作面臨的挑戰與機遇并存。挑戰是：首先，城鎮化快速發展對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服務提出新要求。我國正處于工業化、城鎮化快速發展時期，大批農村富余勞動力將向城鎮第二、三產業轉移。解決農民工的穩定就業、職業培訓、工資待遇、社會保障以及子女上學、生活居住等問題，幫助其順利融入城市，已迫在眉睫。其次，我國就業體制與就業社會化管理的要求不相適應。主要表現為：公共就業服務投入不足，基層平臺匱乏，服務功能和服務手段落后；就業市場信息化建設滯后，中小企業、微型企業的就業信息沒有被納入常態統計范圍，就業信息尚未在全國實現聯網，人力資源市場的動態監測薄弱，針對失業的監測和預警機制有待完善；勞動力流動的體制機制障礙依然存在，影響勞動力資源有效配置。機遇是：首先，黨和政府高度重視就業問題，提出擴大就業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頭等大事，把促進就業作為經濟社會發展的優先目標。這將成為“十二五”時期做好就業工作的強有力保障。其次，各項促進就業的法律和政策的效力進一步釋放，就業和創業環境將進一步改善。第三，市場就業觀念正在深入人心，市場就業機制進一步成熟，勞動者求職就業更加理性務實，就業方式日趨多樣化。同時，城鄉公共就業服務體系基本形成，能夠為勞動者和用人單位提供相應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