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隨著國內通脹勢頭攀升，人民幣升值步伐加快的跡象十分顯著。
剛剛過去的一季度，人民幣對美元中間價從6.63升至6.54。如果從去年6月啟動新一輪匯率改革算起，人民幣累計升幅已經接近5%，由于越來越大的外匯對沖壓力，各方對于升值的嚴重抵觸情緒漸漸消退，在存款準備金和加息等常規政策工具使用頻率空前之后，升值，漸漸成為市場主流預期。
眼下的情形與三年前十分相似。2008年一季度，人民幣開始進入“6.0時代”，季度升幅高達4.3%，而上一輪通脹8.7%的峰值即出現在當年2月。如今，央行再度升息預示著3月CPI極有可能再度超出預期，本輪通脹峰值或許未到。種種跡象都昭示著，未來相當長一段時間，通脹都將是中國經濟的主要風險。但升值能遏制通脹嗎？從邏輯說起來其實很多人將信將疑，也有人說這話聽起來像是美國人的陰謀。
的確，從過往經驗來看，升值遏制通脹的邏輯不怎么說得通。比如，2006年到2008年，人民幣“破八又破七”，但CPI漲幅則從2006年1.5%升至2007年的4.8%，2008年更升到5.9%，升值幅度累計高達20%。這個時期，恰恰是中國上一輪通脹最高峰期。
近在眼前的事實，讓升值治不了通脹的論點似乎成為真理。不過，各位別著急，故事還有另一面。
按照經典的理論，在一個市場化經濟體，本幣升值之后，進口價格必然降低。中國當前主要進口各種資源、能源產品、設備和零部件等生產要素，人民幣小幅升值不可能對沖這些資源產品的價格上漲部分。過去五年，之所以小步慢跑一直是主基調，不排除主要是基于政治考慮。因為小步慢跑有助于不斷強化升值預期，從而熱錢流入也就具備了長期性。
還有，海外市場商品價格的上升速度，并不是人民幣升值所能企及的。在歐、美、日紛紛量化寬松的背景之下，全球的流動性呈現海水式泛濫局面。國際資金在商品市場的恣意炒作，所導致的大宗商品價格漲跌速度和周期，遠遠不是貨幣升貶所能同步應對的。比如，倫敦市場的銅價可以在數個交易日從每噸8000美元漲至每噸9000美元，人民幣匯率能設想在短短數天內達到如此升幅嗎？
因此，希望通過升值降低進口產品價格，對沖國內企業成本的上升壓力，可以想象難度有多么高。這也就是說，升值沒能遏制住通脹，問題關鍵不在于基本原理錯誤，而是因為升值幅度遠遠不夠。加上小幅慢跑，熱錢肆意泛濫，讓這一問題更為看起來無解。
當然，決策當局是不可能允許人民幣短期內大幅升值的，因為這對于低附加值的出口外貿企業而言將是一場災難，大量制造企業工人會失業，這也是中國社會經濟難以承受之重。不過，2005年7月匯改至今，人民幣升值20%以上，意味著我們購買外國物品的成本降低了兩成，而由成本降低帶來的進口擴大，確也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通脹勢頭，這也是不能否認的事實。
可以肯定，如果目前人民幣依然處于2005年之前的高位，由貿易順差導致的外匯占款可能更為離譜，國內的貨幣超發壓力也會比現在更為嚴重。從這個角度看，我們要感謝這些年來的人民幣升值。
當然，歷史經驗說明，匯率博弈從來就不是單純的經濟問題，更多的是一種政治斗爭的手段。而當本幣大幅升值到一定階段之后，尤其是一次性大幅升值，往往預示著資產泡沫盛宴的結束。
當前，中國經濟正面對泡沫化的難題，社會氛圍浮躁，加上國際炒家屯兵香港虎視眈眈，讓人民幣升值蒙上了一層復雜的色彩。以國際炒家的算盤，力壓人民幣大幅升值，無非是為了繼續讓中國資產泡沫膨脹，掩護國際熱錢安全撤離。姑且不論海外此類報道的真實性究竟如何，未雨綢繆總不會錯。其實，不管從哪個角度來說，打破“人民幣必然單邊升值”的預期都十分必要。因為從市場供求的角度來看，人民幣和外幣之間并不存在絕對的誰必須單邊升貶的邏輯。
所以，筆者以為，人民幣宜采取擴大波動幅度的方式，來應對熱錢肆意泛濫的問題。當國際資本紛至沓來時，如果我們依然采取之前的小幅緩慢升值的方式，可能會進一步強化人民幣升值預期，導致更大規模的熱錢流入。如果采取一次稍大幅度的升值，同時擴大匯率波動區間，增加人民幣匯率的彈性，給政府和市場之間的博弈創造比較大的空間，這樣至少可以避免前幾年走過的彎路。
經過30多年的經濟起飛，中國的工業化正走入中場，貨幣價值理應重新評估。提高名義匯率或高通脹都是與之形影相隨的經濟現象。面對著錯綜復雜的物價形勢，人民幣升值或許不是最佳之策，但肯定是必不可少之計。任何政策的執行都有成本，升值會給出口企業帶來巨大陣痛，但要是如果沒有忍受陣痛的勇氣，沒有權衡輕重的智慧，我們有怎么能跨過這個坎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