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有兩則新聞相映成趣。一則是，南京市有眾多車主反映，不少高速公路的收費站根本不拿法規當回事，排隊排了幾公里照收費不誤，“沒有接到上級通知”成了收費站最“正當”的理由，甚至有高速收費站抹掉了免費放行字樣。而在不遠的上海市車主，則享受著截然不同的待遇。小長假三天滬上整個高速公路網車流量達177萬輛，其中4月3日為69萬輛，4月4日為60萬輛，4月5日截至下午5時已達48萬輛，免費放車約9萬輛。（綜合《揚子晚報》、《新聞晨報》4月6日）
　　高速公路免費放行的話題，每遇節假日，必定發酵。應當說，高額的公路收費，正成為人們出行的“攔路虎”。目前物流行業的成本中，高速公路收費占到了總成本的1/3。中國單位GDP比高速公路里程已達1.4公里/萬美元，是歐盟的3倍、美國2倍。
　　很多車主和旅客都有這樣的體驗：在離公路收費站還有很長一段距離的時候，就必須放慢車速，等待交費。尤其是春節、黃金周等出行高峰期，高速公路收費更是成為交通擁堵的主要因素之一。
　　盡管目前全國各地有不少地方，出臺了遇到擁堵免費放行的制度安排，給車主以及地方民眾帶來一定的便利，但是，在缺乏國家統一版本的公共政策背景下，也造成了苦樂不均的現象。有些地方的道路擁堵非常嚴重，由于利益的因素，并沒有執行節假日或擁堵情況下免費放行的舉措。而在實行免費放行的地方，由于政策彈性過大，沒有約束、監管以及問責機制，執行起來，完全靠收費部門的道德自覺。正像南京市高速收費站那樣，將免費放行的政策架空，讓車主牢騷滿腹，苦不堪言。
　　顯然，倘若國家層面沒有強制性的公共政策，就很難以形成可以預期的制度常態。當然，要想架構這項公共政策，需要打磨不少制度文本。譬如，免費期間放行所導致的通行費損失，如何進行補償，如果沒有合理的補償辦法，收費站難免會明里暗里來消解國家政策。還有，國家制定免費放行的政策，是對收費公路經營管理的一種行政干預，不僅需要法律的明確授權，而且這種管理模式調整也需要加以明確和規范。
　　具體點講，凡遇到國家法定節假日，以及高速公路收費站前排隊超過200米時，通過制度性立法，讓所有收費公路都停止收費，這不僅能讓回家的人們可以最低的成本和最快的速度，回到朝思暮想的家鄉，也能體現國家在公共制度上的人文關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