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我國資本市場從重點支持國企上市擴展到支持高科技企業（其中大多數為民企）上市，從發展路徑上講是一個歷史的進步。但現在的趨勢是過度強調“高科技”企業上市，這就可能產生偏頗。
　　如果我們認真研究世界企業發展史和科技發展史，就可以知道，推動企業在商業競爭中成功的關鍵，主要不是對“高科技”的追求，而往往是對“低科技”的整合運用。有深入研究表明，企業成功的60%以上是依賴“商業模式”的創新，而不是依賴“科技”創新。
　　舉遠一點的例子來說，福特汽車在20世紀初的大舉成功，靠的就不是高科技生產技術。當時福特的汽車生產技術，在當時的幾千家汽車廠中屬于中等水平。福特的成功在于兩點：一是準確的市場定位，即把目標客戶群定位于農民和藍領工人；二是大規模流水線生產以及極其簡約的汽車結構設計。
　　個人電腦對大型主機的商業成功也是低科技對高科技的成功。
　　微軟對當時其他軟件廠商的成功也是低科技對高科技的成功。微軟當時在視窗中每個基本構件的科技水平都不如對應的專業化發展的競爭對手，但微軟的長處是“整合”，使整合后的軟件系統更方便使用。
　　英特爾的成功也不是完全基于“高科技”。據其總裁葛魯夫講，英特爾當時在技術上已明顯落后于日本企業。英特爾的成功在于一次又一次成功進行了商業轉型。
　　摩托羅拉的“銥星”計劃到目前為止仍然被奉為“高科技”的典范，但在商業上是一次慘敗。
　　這樣的例子太多，就不一一列舉了。
　　我國資本市場目前對“高科技”的崇尚很容易被“標簽化”，被“概念化”。例如，通過對“高新園區”范圍內的“高新企業認證”方式篩選候選上市企業，很可能導致大量以“高新企業”名義的“整容”企業上市，會造成金融資源浪費。
　　其實，從我國自下而上生長的“草根經濟”的角度來觀察，總能看到星星點點的“低科技”創新，而這些所謂“低科技”創新，一旦推廣，對國民經濟可能有明顯的潛在效益。
　　例1，我國有一位農學家歷時數十年研究篩選出一種草。這種草可以種植在沙漠地區。不但可以防沙固沙，而且該草收割后還可以提煉燃料油。其每畝熱值要高于同樣在一畝好地種植玉米得到的燃料的熱值。
　　另外，我國已經有環保人士在沙漠地區試驗用當地沙化植物固沙并并網發電，已經取得初步商業化成功。
　　例2，我國北京郊區有一農民，開發出一種溫室大棚的控溫裝置，成本只有數十元，可節省溫室燃料消耗10%左右。
　　例3，我國有一廚師，發明了一種灶具點火開關，成本只有幾十元，但可節省燃料10%以上，試用后的單位都贊不絕口。
　　例4，我國某機構制造了一種新型“燃料棒”，是用廢棄的枯枝敗葉加工而成。其熱值高于最好的無煙煤，而且無煙、便宜。
　　例5，我國某企業發明了一種耐用塑料沼氣池，賣價僅數千元，明顯低于傳統的磚混水泥沼氣池，而且出氣量高、易維護、徹底解決了磚混水泥沼氣池的嚴重污染問題。這種沼氣池即使在嚴寒的東北地區冬季也能使用，性能和價格都明顯優于傳統的沼氣池技術。
　　例6，上海有一家典當行，在業務發展中把生意逐步轉為98%以上對小企業典當貸款，專一為小企業融資提供服務。他們做到了對小企業典當融資的“死當率”大約只有1%左右，因此經濟效益極好。這難道不是非常有意義的金融創新？為什么一說金融創新就只會學美國搞什么金融衍生品？由于現在規定典當行只能用資本金放款，因此該典當行的發展就受制于資本金規模。
　　例7，北京某垃圾處理場的“微生物泔水處理”技術，能在6-8小時之內，把泔水處理加工成有機飼料和有機肥。
　　例8，山東某市農民發展出“秸稈種菜”技術（生物發酵技術）。這類蔬菜大棚的產量能提高20%以上，而且更加節省燃料，減少化肥用量。
　　再從國外的例子看，印度塔塔集團推出一款低價飲水過濾器，可過濾各種致病病菌，以保證印度貧困農民能喝上干凈飲用水。該過濾器僅售1000盧比（約合21.5美元），足可供五口之家使用200天。
　　我們注意到，塔塔集團推出過針對印度農村地區電力不穩的低價冰箱，推出過針對印度農村貧困兒童的低價互聯網電腦，推出過針對印度道路狀況的低價汽車，等等。
　　想想我國還有數億農村人口得不到清潔飲用水，但為什么沒有企業開發這種“低科技”但市場廣闊意義重大的產品？想想我國在“家電下鄉”活動時媒體曝光有多少不良廠家借機向農村傾銷劣質產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