湯敏首先談了未來中國的社會發展需要什么樣的人才。他說，國家副主席習近平先生1969年就在延安插隊，國務院副總理王岐山先生也曾在陜西延安插隊，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先生1968年上山下鄉。
在50人論壇成員中中國建設銀行董事長郭樹清、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陳錫文、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所長樊綱、北京大學副校長海文、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地區經濟司司長范恒山、清華大學國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鋼、北京師范大學校學術委員會副主任李曉西、中央財經領導辦公室副主任劉鶴、包括湯敏本人等，也都插過隊下過鄉。
這些人，不管是在政界、學界，還是其他領域，應該說都是頂梁柱式的人。當年上山下鄉的那段經歷，那一段的磨練和對底層社會的了解，變成了人生的資本，對他們一生的奮斗產生了很大的作用。
國外的人才培養模式也有類似的地方。湯敏說，在美國有一個組織叫和平隊，它是1962年美國總統肯尼迪上臺的時候提倡組織起來的。實際上在他還在競選總統的時候，有一次在密西根大學跟一批學生座談，這些學生說我們美國形象非常不好，你看我們在越南，在全世界到處受人批評。肯尼迪就向學生解釋說，別人說我們不好，是因為他們不了解我們，實際上你們生活得非常幸福，你們不知道真正的貧困是怎么樣的，你們敢到第三世界去宣傳我們美國的理念，去鍛煉你們自己嗎？他向這個學生提出挑戰以后就突然有了一種設想，就是要想辦法來幫助這些愿意去磨煉的學生。
現在，美國和平隊以志愿者的形式，把愿意到第三世界國家工作的大學畢業生或者研究生，送到第三世界國家去當志愿者。這些志愿者在幫助第三世界發展的同時，自己也得到了非常好的鍛煉。一直到現在，和平隊還在運作中。到現在，美國已經有20萬左右從和平隊畢業的人才，其中很多人在30年后的今天都成為了大公司的CEO，成了企業的領導者，成了政治家，成了參議員、眾議員，成了公益領袖。
大家所熟知的美國第一個亞裔部長趙小蘭，就曾經在美國和平隊擔任過隊長。她是自己自愿報的名，她放棄了比較好的生活條件，到艱苦的地方去鍛煉。和平隊的環境比較艱苦，也可能獻出生命，但是還是有很多美國人前赴后繼地參加。
美國還有另外一個組織叫“為美國而教”。這是美國民間的一個組織，它的工作主要是把一些大學畢業生送到美國貧困的地區去支教。這個志愿者組織是一個公益性的組織，他們每年能夠從常青藤等一些最好的學校收到很多學生，而這些支教的學生經過了培訓和鍛煉，能力能夠得到很大的提高，他們其中很多人后來變成了美國社會、企業的中堅人物。
除了美國之外，其他的國家對精英也都有一套非常特殊的培養方式。比如說在日本，松下公司的董事長在1979年時候也辦了一個特殊的學校，叫做松下政經塾。1979年他辦這個學校的時候，全社會都在笑他，說你辦這個學校一年只招十來個學生，能解決什么問題。然而他力排眾議，花了一大筆錢培養那些年輕而富有成長潛力的人。這個學校沒有常設的老師，他們的課程也不在課堂上，而在工廠里，農田里，甚至在軍隊里進行。在過去的幾十年里，這個學校一共畢業了213人，為日本政府輸送了2個部長，3個市長，30位國會議員。跟哈佛大學的肯尼迪學院相比，肯尼迪學院一共畢業了17000多人，但只出了17個國會議員。
總之，綜觀各國對社會精英的培養，這些培養方式的共同特點，就是要把他們放在艱苦的環境中，用一些特殊的方式，給予他們鍛煉。經過這樣的磨練，這些人中的大部分最終能變成社會的頂尖人才。
湯敏說：“從世界各國一些精英走過的路，可以看到一個共同的特點，精英是不可能在溫室里培養出來的。要對這個社會有所承擔，首先要對這個社會有所了解，還要有一種能吃苦的精神，要有一種讓人吃苦的環境。”
然而中國現在的社會卻缺乏這樣的精神，或者說缺乏這樣的環境。現在的教育制度，從小學、中學，到大學都是培養書齋里的學者的方式。雖然教育在改革，改革后可能更適合中國社會的需要，但是中國的社會等不及，個人更等不及，中國教育界目前亟需要做的是怎樣在這個新時代里創造一種合適的環境，培養新的精英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