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去年一月央行在金融危機后首次提高銀行法定準備金率以來，央行已經連續九次采取這個貨幣數量工具，來遏制貨幣超發的問題。相比之下，在這段時期里使用加息這個貨幣價格工具只有兩次，可見央行對提準的偏好要明顯高于加息。這使得一部分市場人士頗為不滿，認為管理層決心不大，采取緊縮性措施力度不夠，主張只有多次加息才能遏制目前流動性泛濫引發的各種問題。
　　事實果真如這部分人士所認為的那樣嗎？或者說，只有頻繁動用價格工具才能起到抑制通脹的效果嗎？應該說，這種觀點有一定道理，但并未說出全部的真理。
　　作為貨幣政策的兩種重要工具，提高銀行準備金率和加息既有共同點，也有諸多的區別。一般來說，兩者都能通過貨幣乘數效應達到減少流動性、進而防止通脹和抑制經濟過熱的傾向。但存款準備金制度主要針對的是貨幣供給方，通過提高法定準備金率的方法減少銀行可供貸款的數量，是一種較為直接的控制貨幣供給的方法。而加息則是主要作用于貨幣需求方，通過提高信貸資金成本的方法，減少市場對貨幣的需求。
　　在經濟環境日益復雜的時候，央行根據“相機抉擇”的方法，更頻繁地使用了貨幣數量工具而非價格工具，更多地是從維護金融安全、保持經濟穩定發展的角度考慮。從上世紀初期開始設立存款準備金率制度以來，其核心的功能就是確保銀行體系不因過多的放款而發生清償危機。目前我國的商業銀行總的來說并未出現超過安全邊界的危機，但也存在著諸多可能引發債務風險的隱患。在經濟快速發展有巨大需求以及銀行內部的放款沖動下，一些銀行的放貸風險大大提高。顯然，提高準備金率有助于為銀行的放貸行為筑起一道理性的“防火墻”，降低可能出現的壞賬比率。
　　更為重要的是，和加息相比，提高銀行準備金率的手段可以避免加重地方政府的債務負擔和抑制居民的消費需求。提高準備金率主要是針對銀行本身的一種調控措施，并不會直接給借款人增加負擔。但加息卻會在收縮銀根的同時，提高資金的使用成本。據測算，目前地方融資平臺上的總債務規模有4萬億以上，這就意味著利率每提高1個百分點，地方債務就會增加400億元以上的債務負擔。這無疑會使本來就捉襟見肘的地方財政雪上加霜，也使銀行的債務風險大大提高。
　　此外，和提高存款準備金率相比，加息還有可能減少居民的消費意愿，這又與擴大內需、刺激消費進而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目標相沖突。事實上，央行的最新調查表明，經過兩次加息后，41.6%城鎮居民偏好“儲蓄存款”，只有14.2%的居民傾向于“更多消費”，為1999年調查以來最低值。
　　不僅如此，加息能否對當前抑制通脹產生實際效果也很值得商榷。目前中國的通貨膨脹是一種由需求拉動和成本推動共同作用的混合型通脹，加息對抑制需求有作用，但對工資增加、糧食和石油等大宗商品價格上漲帶動的通脹卻無能為力。
　　正是基于以上權衡利弊，央行在目前的環境中更傾向于使用提高準備金率而不是加息。換句話說，加息并非是當前宏觀政策的最優選擇。當然，銀行準備金率并非越高越好，因為過高的準備金率會嚴重影響銀行的正常經營和活力。面對銀行準備金率已達歷史高點的現實，考慮到通脹性質的復雜性，以后動用利率工具的可能性也許會不斷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