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經濟學原理，再分配，也就是政府通過稅收入及預算而參與的國民收入分配過程，是調節收入分配差距、有效啟動普通老百姓消費的重要機制。但是在我國的實踐中，似乎再分配并沒有有效地發揮這種作用，原因何在？
　　第一，再分配機制喪失了有效調節我國收入差距，從而啟動普通老百姓消費的功能。
　　我國的收入差距過大，從而普通老百姓消費不足的根本性原因，是腐敗和壟斷。也就是說，我國收入差距過大與普通老百姓消費不足是制度性的問題。既然是制度性的問題，那就必須改制相關制度才行，靠正常的再分配機制是不可能解決問題的。再分配機制實際上只對常規性的收入差距有調節作用，它在對常規性的收入差距的調節中，可以使國民收入流向過低收入者，從而有利于啟動普通人群的消費。
　　例如，在宏觀調控中過度使用行政手段，審批制日益加劇，投資者為了獲得準入資格而不得不搞權錢交易；又例如，“國進民退”的傾向使得民營企業沒有準入資格，他們為了獲得準入資格，只好搞權錢交易；再例如，在沒有有效保護私人財產的條件下，有人為了保護自己的財產而只好“結交官府”，通過權錢交易而尋求保護；還例如，我國現在許多資源基本上都是行政配置，例如土地及礦藏等，行政配置資源必然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形成腐敗，等等。據我國有的學者研究，我國尋租資金可能要占到GDP的20-30%，年絕對額高達4萬億到5萬億，是我國收入差距過大的決定性因素。
　　壟斷同腐敗一樣，也是造成收入差距過大，從而不利于啟動普通老百姓消費的重要原因。例如，2005年電力、電信、石油、金融等國有企業職工數為833萬人，不到全國就業職工的8%，但這些人的工資及工資外收入總額估計相當于當年全國職工工資總額的55%；又例如，這些企業高管的職務消費更是一個黑洞，有可能其數量超過他們的工資收入，職務經費是形成收入差距過大的重大因素(特供信息2009年4月24日)。
　　因此，我國解決收入差距過大，從而有效啟動普通老百姓消費的主要途徑，是深化改革，徹底解決腐敗和壟斷問題。反腐敗和反壟斷的根本出路，在于市場化改革的深化。
　　但是，我國目前反腐敗和反壟斷的難度是很大的。例如，反壟斷的難度就很大，因為我國目前的壟斷主要表現為國有經濟的壟斷，尤其是央企的壟斷，而國有經濟，尤其是央企，又被一些人當作“共和國的長子”，“執政基礎”，因而現在有人將國有經濟壟斷，尤其是央企的壟斷，竟然看成是“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特征”，從而給壟斷披上了意識形態的外衣，這就使得國有經濟壟斷，尤其是央企的壟斷，日益增強。據有關方面的研究，我國國有經濟，尤其是央企的壟斷，現在還在加劇。例如，到2010年第三季度，央企上市公司占我國上市公司數量的18.27%，但其營業收入和利潤，則分別占全部上市公司的61.63%和70.9%，因而中國資本市場在很大程度上是為央企服務，而且這種趨向目前還在加劇；又例如，央企加速重組地方國有企業，與地方政府合作，不斷強化央企對國民經濟的壟斷地位，我們看不到國有壟斷資本的絲毫收縮。所有這些，都反映了我國反壟斷任務是極為艱巨的。
　　與反壟斷一樣，反腐敗實際上也極為艱難，因為腐敗竟然在一些人的心目中成為“天經地義”的事情。筆者有一次與一位官員聊天，談到了有的政府官員公開要求政府在自己即將退休之時，安排自己的孩子進政府工作，而且政府領導也竟然公開發文安排這位官員的孩子進政府。使筆者沒有想到的是，這位官員竟然說，這很正常嘛，我們這些政府官員為國家忙了一輩子，沒有像民營企業家那樣自己擁有了很多財富，因而安排一下孩子進政府，這總是可以的吧！可見，在有些人的潛意識里面，似乎權力尋租是很正常的。因此，如果不推動政治體制改革，腐敗將成為“常態化”。
　　第二，我國再分配機制在財政支出上有重大缺陷，無法有效調節收入差距，從而有效啟動居民消費。
　　中國政府支配的國民收入已占到中國GDP的30%多，發達國家支配的國民收入大致上占到本國GDP的40%多，這說明中國政府支配的國民收入與西方發達國家所支配的國民收入，各自在本國GDP中所占的比例已經基本上差不多，因而中國政府在再分配中所支配的國民收入比例的提高，應該有利于調節收入差距，有利于促進普通老百姓的消費，但實際情況并不是這樣。原因何在？主要原因是在于中國政府政府財政支出結構與發達國家政府財政支出結構的差異。在發達國家的政府財政支出中，用于醫療衛生支出、教育支出、就業與養老保障支出的比例，占整個政府財政支出的60%左右，而在我國政府財政支出中，用于教育、醫療、社保的支出，不到全國財政支出的30%，中國財政支出更多地用于投資和政府開支，尤其是基礎設施投資。在這種情況下，人們就不得不自己給自己建立保障，其消費就必然因為自己給自己建立保障而受到約束，其結果當然是再分配既不能調節收入差距，又不能啟動消費的正常增長。
　　偏向于投資而不是注重民生的再分配過程，實際上不僅不利于調節收入差距和啟動消費，而且還會加劇收入差距和抑制消費，為什么？因為，基礎設施投資領域是腐敗的高發區，中國近些年的腐敗案大多數都與基礎設施投資相關。為什么有些政府人士非常喜歡搞基礎設施投資，除了有利于突現自己的政績之外，其中就是因為這種投資能夠使自己獲得巨大的個人經濟利益。有關專業人士曾告訴我，基礎設施投資預算拿走20%，其實并不影響工程質量。如此巨大的利益誘惑，當然會使一些政府人士非常喜歡推動基礎設施投資。由此可見，這種以注重投資為特征的再分配，不僅不可能調節收入差距和推動普通居民的消費，而且還會加大收入差距和制約居民消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