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日下午，我去北京朝陽公園踏青，回家時去了一家超市購物，超市里的氛圍，讓人深深體味到了目下大家對通脹的焦慮程度。“電視上說日用品要漲價了，我得多買點”，結賬時，站我后邊的一位中年大姐，快步又去扛了一堆洗衣粉、沐浴露和香皂。
再看看周圍，類似情景實在太多。很多居家主婦，都在感嘆每月支出的急速攀升，“海囤族”朋友越來越多。
無疑，本次的聯合利華、寶潔等日化用品，在4月初的集體漲價，固然可能是他們利用市場壟斷地位在操縱價格，搭乘消費品普遍漲價的便車。但更為重要的原因則是，上游原材料石化產品、植物油、無機化工產品等漲價，傳導給了日化用品成本。生產成本的持續上揚，自然壓縮了下游生產企業的成本，漲價在所難免。而造成上游原材料成本持續居高不下的根源，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以石油和糧食為代表的大宗商品價格的居高不下。
中國物價似正進入新一輪上漲階段，不少人估計CPI有可能進入5%以上。
目前，中國經濟的整體對外依存度已超過60%，每年需要大量進口商品以滿足不斷增長的經濟需求。以石油為例，根據海關總署發布的數據顯示，2010年累計進口2.39億噸，較2009年同期增長17.5%。國家發改委能源研究所的預測數據顯示，2020年中國石油需求量將為4.5億噸至6.1億噸，屆時國內石油產量估計為1.8億噸，進口量將為2.7億噸至4.3億噸，進口依存度將處于60%至70%之間。作為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費國，國際原油價格暴漲對中國經濟的制約可想而知。而像鐵礦石、有色金屬和農產品等中國經濟極其稀缺的各種資源，定價權也完全掌控在歐美市場。
尤其是2001年入世之后，只要國際市場一有風吹草動，國內CPI通脹就不得不隨之攀升。全球金融市場的價格變化，短時間內迅速傳遞到國內，輸入性通脹壓力成為物價高漲的重要推動力。
從近幾年的情況看，通脹傳導的速度正在加快。比如這兩年時常會發生這樣的場景：遠在倫敦的銅期貨價格剛剛躥升至每噸9000美元，國內的家電企業數日內就提高了新產品的出廠價格，其行動之迅速令人折服。一些廠家甚至改動一下原有產品型號，就以新產品的方式
“暗漲”出廠價。與日化企業類似，眾多的企業之所以如此迫切漲價，雖然不排除價格壟斷的可能，但從一定程度上也說明了，由于全球商品市場長時間內維持著大牛市，由成本推動的經營壓力著實空前。
三個星期以來，由于日本發生了史上最強地震和海嘯，使得世界經濟復蘇前景變得更不明朗，國際大宗商品不斷下跌，原油和銅價都沒能在每桶110美元和每噸1萬元的位置長時間高位上揚，在一定程度上似乎稍稍緩解了中國的輸入通脹壓力。但是從過往經驗證明，自然災害所導致的市場動蕩都是短期的，只要日本形勢稍一穩定，加上災后重建因素，以及此次日本啟動的量化寬松政策，都使得商品市場隨時會啟動新一輪更激揚的飆升行情。
而從未來五年或者更長的時間段來看，地緣政治動蕩不定、美元長期貶值趨勢難改和資源為王時代完全到來，三大因素將足以支撐商品市場牛市。輸入性通脹壓力仍將難以減小。當然，筆者本曾在本欄論述過，目前的商品價格泡沫跡象已十分突出，有可能會發生全球貨幣政策收緊，引發新危機而使得這一輪紙面繁榮快速終結。這種可能性完全存在，但縱使發生，在人類經濟哲學尚未發生根本革命之前，到時候發達國家恐怕依然會使出“泡沫救泡沫”的慣用伎倆。故而，通脹才是未來更長時間內主要的議題。
不消說，這是在過去長達二十年的通縮時代里，政府、企業和家庭通過積極負債來刺激經濟的歷史性必然。當“嗎啡”過量之后，后遺癥也就成為更難根治的痼疾。進入21世紀之后，全球都遭受長時間的流動性泛濫，貨幣超發成為幾乎所有國家的常態。通脹遂開始席卷全球，加上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市場需求迸發，歐美日量化寬松不斷，于是商品價格和通脹預期形成惡性循環，將兩者均推升到離譜的程度。
為治理本輪全球性物價高漲下的通脹，中國的當務之急，當然是竭盡全力避免輸入型通脹壓力和國內長期積累的通脹因素交錯疊加。若不能阻止這種情況，CPI急升就不可避免。
歸根到底，中國經濟只有加快結構調整，提高勞動生產率和資源使用效率，著力增加有效供給和抑制不合理需求，才能抵抗輸入型通脹。這意味著要大力發展進口替代型產業，諸如替代型能源、機械產品等，降低對石油等大宗商品的進口依賴，這意味著要讓國內有關企業形成合力，絕不能讓國際寡頭勢力對國內企業分而治之的戰略繼續，最大限度發揮“中國需求”在定價過程中的話語權，這也意味著繼續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