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報道稱，隨著利比亞戰事不斷升級，多家央企海外投資蒙受巨額虧損引起關注。根據國資委的統計，目前共有13家央企在利比亞的投資項目暫停，已披露的中國中冶、中國建筑、中國鐵建、葛洲壩四家企業，涉及的項目總金額已逾410億元。據悉國務院有意在國務院下再增設一個海外投資監管部門，與國資委平行，專司海外國有資產的保值增值工作，以協調海外國資監管各方面的利益。
　　央企走向海外投資市場有著無可比擬的優勢：一是資金實力雄厚，能夠集中公司的人財物和技術優勢從事重點投資項目；二是有給力的國內巨型銀行提供融資平臺支持；三是具有政府背景，能為央企在海外競標創造得天獨厚的外部條件。就目前而言，共有108戶央企投資涉及境外單位5901戶，央企境外資產超過4萬億元，年利潤占央企利潤總額的37.7%，甚至有的企業境外項目利潤占公司利潤的50%。
　　然而，盡管央企有著良好的外部環境，盡管央企有令人嘆為觀止的“全明星陣容”，但是，還是不時傳來海外投資失敗的消息，而且大都是重量級的虧損。眼下，除了五礦、華潤等少數央企外，大多數央企的境外資產的安全和增值都存在隱憂。
　　好在國家層面已經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已開始著手成立一個與國資委平行的海外投資監管部。然而，筆者覺得，單憑成立一個海外投資監管部，不足以解決目前海外投資所面臨的一系列窘境。
　　實際上，海外投資并不缺少監管。國資委早就制定了央企境外資產監管辦法，包括限定企業的境外投資資質、規范央企海外產權、改革海外投資審批辦法、建立風險預警體系等。國資委去年還向各大央企下發了《關于中央企業清理規范境外投資中個人代持產權有關問題的通知》，對央企海外投資進一步進行規范。可是，這一系列監管措施的面世，仍沒擋住央企在國外走麥城的腳步。
　　顯然，要解決這個頗為棘手的問題，除增設海外投資監管部外，仍有很多制度亟須架構。首先，要籌建虧損準備金制度。日本于上世紀60年代設立了海外投資虧損準備金制度，同時在70年代專門設立了資源海外開放虧損準備金，以彌補其國內資源缺乏短板。筆者認為，我們也有必須利用外匯儲備、國有企業利潤以及公共財政資金等作為資金來源，籌建海外投資虧損準備金，以舒緩央企海外投資失利造成的資金短缺。
　　其次，要建立海外投資保險制度。針對政治性風險的保險服務，像匯率險、國有化征收險和政治暴力險，對東道國拒絕承認合同契約、強制收歸國有和突發性政局動蕩等建立起保護措施。美國與日本兩個國家在這方面做得非常成功，我們不妨也結合國情，全力推進這些系列保險制度的制定，以規避海外企業遇到戰爭、地震以及政治風險等所造成的經濟損失。
　　最后，還要架構起嚴厲的問責機制。加大對投資責任人的獎懲力度，做到權責分明。如投資獲利，則給予責任人相應獎勵；若企業經營和投資決策上導致虧損，即使決策程序完全合法，至少要負領導責任，或調離崗位，或引咎辭職；而若決策程序違法，則要負刑事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