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根本上說，房價高低的界定是相對于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而言的。房價調控只是擠出房價構成因素中過大的非理性因素的非常手段。
　　3月29日，北京房價調控目標終于按期出臺。與其他城市普遍的與GDP掛鉤的房價調控目標模式不同，北京調控目標是：新建普通住房價格與去年相比穩中有降，加大住房保障力度，廉租住房應保盡保，公共租賃住房保障能力明顯提高。
　　京版房價調控既指向了價格目標，又突破了價格領域。價格目標的設定意味著今年增量普通住房價格不僅難以得到繼續上漲的行政許可，而且還將實質下降。關于保障性住房的政策重述也凸現了繼續加快住房體系的比重調整的決心。這意味著土地和資金資源將更大幅度地向民生性突出的保障房領域轉移。整體而言，京版方案呈現出的是對中低收入群體住房需求的政策關注。
　　在因成本推動上漲因素已在住房建設中有所體現之時，新建普通住房價格穩中有降的目標，意味著在北京建設的普通商品房的價格形成機制必須有所調整。而調整無非來自三個方面：其一，土地價格下降。過去實行的招拍掛制度是“價高者得”，如果仍然全面實行這一制度，則土地價格要么降不下來，要么拍不出去。因此，綜合各種因素招標或將部分替代招拍掛，以此抑制地價上漲。其二，去除營銷環節的投機因素。此前，“商品房明碼標價”等制度已經出臺，不當抬價空間已經受限，新建普通住房降價的目標，意味著對于新制度的執行監管將大大加強。否則，降價同樣難以達成。其三，直接通過行政手段限價。在降價目標設定后，漲價報備制度或將升級為漲價報批制度，為非理性漲價設定行政防線。
　　需要注意的是，“穩中有降”可能引起非正向的應對。比如，在資金鏈寬裕的情況下，捂盤惜售以待市況好轉，或者降低建安質量以保贏利水平。因此，不僅降價是必須達成的目標，不降質同樣是政府應履行的監管義務和開發商的行為自覺。畢竟，舒解房價調控壓力而繼續贏得市場的決定權不僅在政府手里，還在市場手中。還應注意的是，在問責制壓力下，房價調控目標的完成應非難事，但即使完成，也不能延緩土地財政依賴癥這一結構性弊端的改革嘗試。
　　從根本上說，房價高低的界定是相對于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而言的。房價調控只是擠出房價構成因素中過大的非理性因素的非常手段。北京地區“十二五”規劃城鄉居民收入年均增長目標為8%，增量住房降價意味著今后人均可支配收入和房價的賽跑中，政策希望做到的是人均可支配收入率先撞線。從這個角度講，房價調控實際上是一種倒逼式推進，而行政手段、信貸、財稅等系列政策的綜合使用，真正的指向都應是同一目標：民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