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了解，1993年公務員薪資制度改革時，為使收入分配適應各個地區經濟發展不平衡的現狀，國家層面提出建立“地區津貼制度”，各地可根據本地經濟發展水平、財力狀況制定自身的“津補貼”。之后，國家并未出臺統一政策。在此背景下，地方發放公務員津貼補貼的名目逐漸失序。復旦大學博士孫琳曾專門研究過中國的公務員薪酬問題，據其不完全統計，各地擅自發放的津貼補貼名目達到300多項。（《瞭望》新聞周刊3月28日）
　　關于公務員津貼補貼亂象媒體多有披露。《人民論壇》曾調查發現，“以中央國家機關某單位為例，僅通訊費一類補貼，該單位就設置了‘住宅公務電話包干費’、‘無線通訊工具補貼’、‘通訊補貼’、‘特殊通訊費’四個補貼項目”。2005年年底，國家針對公務員津貼補貼濫發問題進行清理時一個重要思路便是，將“暗補”的津貼補貼改為“明補”。然而， 從孫琳博士的統計數據不難看出，清理并沒有有效遏制亂象——“暗補”依舊未明，“明補”肆無忌憚。這還不包括，一些地方打著團購、經濟適用房等旗號，為公務員定向設計的低價商品房，還有將車改變車補等曖昧之舉。
　　國家《公務員法》第七十八條明文規定：任何機關不得違反國家規定自行更改公務員工資、福利、保險政策，擅自提高或者降低公務員的工資、福利、保險待遇。同時明確這些資金應當列入財政預算。該法第一百零一條同時規定了罰責，明確“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倘嚴摳法律條文，公務員的收入只能來源于財政撥款，否則，就有違法之嫌。
　　實際上，眼下公務員濫發津貼補貼，其資金主要來源于預算外收入，既有非稅式收費，也有下屬企業或者辦公用房出租獲利。而無論哪種模式，均難避既當市場裁判員，又當運動員的嫌疑。另一方面，針對津貼補貼濫發現象的清理工作，往往只是局限于公務員體系本身。作為公務員體系的自律建設，這樣的清理并非毫無意義，但決定此舉能夠產生威力的前提是，必須引入外部力量的監督制約，而非關起門式改革。
　　公務員津貼補貼濫發，于《公務員法》于現實情理，均無正當理由。對此類不正當的現象，倘若依舊過分顧及其感受，充分照顧其情緒，隱蔽操作，既不可能贏得公眾支持，也有損公務員公信力的重建，還有可能導致社會收入分配走向失衡。
　　關起門來改革，不可能禁住公務員濫發津貼補貼的沖動，畢竟自己就是改革的對象。陽光是最好的防腐劑，這是我們說爛嚼爛的老話。一旦引入陽光，意味著分配機制的調整，勢必影響到既得利益階層的收入。就事論事地看，遏制公務員濫發津貼補貼主要思路至少應包含這么幾個方面：首先建立制度，徹底封死公務員非財政撥款來源，強化預算管理。其次，引入體外監督機構，加強公務員收益的外部監督。目前能夠較好承擔這一角色功能的有人大，再就是輿論。第三，公務員收入不能總是一筆糊涂賬，簡而言之，就是要做到制度意義上的公開透明，而非如同擠牙膏，搞局部或者是小范圍的公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