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地震引發了核污染威脅，同時也引發了世界多個國家和地區民眾搶購相關商品的鬧劇，中國人自諷自嘲“鹽荒子孫”的段子還沒銷聲匿跡，美國人搶購碘化鉀、韓國人囤積紫菜海帶和方便面的消息又接踵而至。顯然，中國學者不能再用“素質低下”或者“從眾心理強烈”等不著四六的原因來解釋同胞行為及其“怪誕”了。
　　核污染不比其他威脅，開始看不見、摸不著，等到看見摸著就來不及了，所以，民眾小小驚慌一下，雖然對市場供應和公共秩序有那么些沖擊，但也在情理之中。值得注意的倒是，在現代社會充滿風險的環境中，把生活中發生的類似驚慌事件僅僅歸結為國民素質，很有可能導致對公共管理應有的準備掉以輕心：看不見社會風險本身巨大的威脅，忽視了公共政策和危機管理的必要性，卻指望依靠把握不定、難以下手的“國民素質”的提高來減少風險事件的損失和傷害。
　　各國民眾的搶購行為被媒體抨擊為“非理性”，話沒說錯，家里放那么多鹽，準備核污染持續多少年？靠碘鹽中的碘來抗輻射，用量之大恐怕足夠把人給腌了。但放在風險社會的背景上看，那些憑道聽途說就跟風而行的民眾，又是絕對理性的，他們的行為反映了個人在面對社會風險，憑一己之力又不可能抵御或逃避情況下幾近本能的應對邏輯。
　　要個人不驚慌，必須讓個人有所依歸，樹立個人堅定的信念：自己不需努力，也有人或機構會安排周到，百無一失。最近有朋友談到，國外的一些民眾只關心自己生活，對國家和社會上不少重大事件既不關心也沒有感覺，不像中國人那樣事事關心、時時敏感，因為在國外選舉是件大事，選誰代表你、你把選擇權和決定權讓渡給了誰，余下時間里，就應該他來幫你打理。
　　實際上，在成熟的現代西方社會，國家和其他公共機構的力量越來越強大，決策的專業層次越來越高，決策及其執行可能帶來的正負效應越來越大，而個人參與的可能性卻越來越小，因此個人把自己交托給公共機構越來越成為生活趨勢和心理走向。在這種情況下，突然遇到災難發生，國民自然相信以公共機構的力量，以已有的決策和預案，以社會高度格式化的應對方式，足以處置這一危機。這次地震中日本國民的處變不驚，得到世界廣泛贊譽，其背后的邏輯大致就是這樣的。
　　無需否認，日本民族確有自己的文化特性，這放大了他們同其他國家民眾在相似場合下表現的不同，但在任何一個公共治理有效的社會里，觀察者都可以看到相似的行為表現及背后相似的邏輯。如果救災現場還靠彈壓來維持秩序，那首先不是國民素質有問題，而是有效治理的不存在。
　　然而，享受著國民高度信任的公共機構，在現實生活中并不一定能對得起國民的信任，這未必是公共機構無效或者官員無能，而是因為科學技術的發達，社會組織的緊密，個人在格式化生存方式中養成的高度依賴，使得當今社會成為了一個真正高風險社會：我們能想像錢莊時代，一把算盤壞了，掌柜就宣布暫停營業？但今天電腦死機、網絡堵塞、電網故障，甚至關鍵人員不在場，都可能讓銀行當下束手無策。高度技術化的設備，高度組織化的社會，高度格式化的人類生存，不但讓風險高度集聚無處不在，而且風險一旦發生，無論個人還是公共機構都會出現“頭腦一片空白”。日本政府這次面對核泄漏表現的“反應遲鈍”甚至引起國際社會懷疑——到底是緊急關頭的“頭腦空白”，還是核電站里有什么不可告人的機密？
　　然而，不管公共機構出于什么原因“頭腦空白”，從最初的“頭腦空白”狀態醒過來的個人，一旦感覺到公共機構的“頭腦空白”或者察覺到公共機構的舉止失當，就會很自然地啟動自己的“應對策略”，在個人能力范圍內，根據最少的信息，采取行動。無論買食品如鹽、碘化鉀、紫菜，還是口罩等防護用品，都是個人力所能及的一點準備，如果不將自發逃離也算在內的話。
　　事實上，這樣的準備與其說是出于實際需要，毋寧說是出于心理宣泄：在依賴公共安排已成習慣的背景下，突然需要自己判斷和處置風險，個人平時再有理性和知識，都可能克制不了地想做些什么。這里的關鍵不是做“什么”，而是“做”什么，不做不足以安定自己，做什么反倒無足輕重。所以，那么多的人才會做出那么怪誕的舉動。某種程度上，心理學家完全可以把一個人搶購碘鹽的數量用作衡量此人有待宣泄的心理焦慮水平的指示器：買的鹽越多，焦慮水平越高，買什么越不重要，而買本身越重要。買鹽具有這樣的功能，買碘化鉀和紫菜海帶，同樣如此。反過來，如果公共機構希望國民在類似場合不要驚慌失措，那么真正需要做的不是遠水救不了近火的“提高國民素質”，而是找到和解決個人何以不安心，何以焦慮，何以焦慮到要借買鹽來宣泄的公共管理原因。
　　當然，我們不排除中國人買鹽中可能有浙江游資的精心策劃，先買鹽業股票，然后炒作鹽荒，聲東擊西，大發“災難財”。這種可能性的存在告訴公共管理者，人類的理性包括各色人等的自利自保決策一旦同災難共振，可能大大加劇災難的危情。如何做好風險社會中的公共管理特別是危機管理，必須提上議事日程的首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