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3日，北京義聯勞動法律援助與研究中心向社會公布《2011年職業病調研報告》，我國職業病患者平均年齡為37.5歲，70.2%為塵肺病，66.7%的職業病發生在民營企業，37.8%的職業病患者沒有獲得任何賠償。
　　這一連串數字讓人很糾結，但更揪心的是，職業病維權難將許多受害者擋在了法律大門之外，迫使近四成患者放棄賠償要求。這份報告通過對珠三角、長三角、中西部等重點區域職業病調查顯示，因材料不全，需要走完職業病鑒定法律程序的時間為1149天，緊隨其后的工傷法律鑒定長達1514天，這算幸運者，很多因職業病喪失勞動能力的職工經歷10年維權沒拿到任何賠償。
　　這是多么漫長的“馬拉松”維權，不僅耗費了患者大量的費用，更摧殘著他們的心靈和維權意志。
　　維權難，既有用人單位鉆法律空子，故意設置障礙，規避賠償責任，更因為現有法律對職業病鑒定設置過高、繁瑣的準入條件。我國《職業病防治法》規定，“職業病診斷、鑒定需要用人單位提供有關職業衛生和健康監護等資料，勞動者和有關機構也應當提供與職業病診斷、鑒定有關的資料。”這些材料包括職業史、既往史；職業健康監護檔案復印件；職業健康檢查結果；工作場所歷年職業病危害因素檢測、評價資料等。職業病高發大都是非公企業，有幾家能做到為勞動者建立健康監護檔案？相反，許多企業為逃脫職業病治療與賠償責任，拒絕承認與勞動者的用工關系，讓企業主動證明與職業病有關，豈不是與虎謀皮？而職業病患者以農民工為主，社會地位、文化程度、職業生涯以及信息不對稱等，決定了他們很難提供準確、完整和過于復雜、繁瑣的證明材料。
　　不久前媒體報道說，在廣東打工的農民唐建友突患急性白血病，他長期從事噴漆工作，認為自己是職業病，請求鑒定，但按照廣東省職業病診斷要求，勞動者要提交12大項材料，包括與企業簽訂的勞動合同原件等。盡管唐建友保存有工廠的工牌、社保卡、勞動合同復印件等，但仍然不符合鑒定要求，直至病死未能討回公道。
　　從維權難看打造一部良法的重要性、緊迫性。我國《職業病防治法》于2002年5月1日起施行至今近9年，這期間，職業病種類在迅速擴大，發病人數呈幾何級數上升，勞動關系發生了很大變化。筆者揣度，當初的立法旨意或許是保持中立，不偏不倚，但由于設置了復雜的準入標準，客觀上偏向用人單位。作為保護勞動者健康的良法，理應方便勞動者維權。有報道說，目前我國職業病危害人群高達近兩億，《職業病防治法》對勞動者的保護有欠力度。
　　令人欣慰的是，修訂《職業病防治法》已被列入全國人大常委會2011年立法計劃。筆者淺見，修法的重點和要旨在簡化舉證程序。
　　首先，申請職業病鑒定的準入條件要由繁變簡，方便維權。勞動者只要能提供與企業有關的人證、物證，包括工作卡號、工資條、勞動合同復印件、工友證明等，鑒定部門就應受理，無需企業開具所謂存在勞動關系的證明。
　　其次，對故意規避和逃脫職業病防治責任的無良無德企業，要加大處罰力度。
　　第三，職業病責任追究要有一定的滯后期。專家說職業病潛伏期常在5年以上，由于農民工流動性大，離開有毒有害崗位后，不見得立即發病，《職業病防治法》修改應保留若干年的追溯期，在此期間內發生職業病仍然要追究過去的用人單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