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發物價總水平上漲的原因很多，但外匯占款過多，可能是誘發物價總水平上漲的主要動力。所以筆者認為，央行應圍繞著如何有效解決外匯占款問題來著手調控貨幣。
　　物價總水平上漲起因于貨幣供應量的急劇增長，而貨幣供應量的增長，取決于基礎貨幣的增加和貨幣乘數的提高。自我國實行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至今，央行貨幣發行體制就被綁在外匯占款這個“戰車”上。在現行匯率制度和結售匯體制下，大量國際收支順差表現為央行的國外資產(外匯儲備)增加，遂使外匯占款迅速增長，基礎貨幣被動增長。外匯局最新統計數據顯示，今年1月，銀行代客結匯為1503億美元，代客售匯為819億美元，代客結售匯順差為684億美元。同時，今年1月境內銀行代客涉外收入為1867億美元，對外付款為1507億美元，銀行代客涉外收付款順差為360億美元。由此算出，今年1月，企業、個人的收匯結匯率達到了80.5%，較去年大為增加；而企業、個人的付匯售匯率為54.3%，與去年相比變化的幅度相對較小。顯而易見，當前結匯意愿大于購匯意愿。另據幾天前央行公布的數據，截至今年1月末，我國外匯占款余額達23萬億元，比上個月增加5016億元，環比增加24%。若用殘差法計算，新增外匯占款中扣除貿易順差和FDI，這部分不可解釋的資金竟高達3930億元，環比增長了 76%，若從中再扣除因跨境貿易和投資人民幣結算規模增長1000多億元左右，估計1月熱錢流入規模仍然有2000多億的規模，占當月外匯占款的55%左右。
　　為了抑制通貨膨脹，央行必須通過公開市場操作、提高法定存款準備金率等方法，沖銷由外匯占款增加所引起的被動的基礎貨幣投放。自2003年4月開始發行央行票據算起，大規模對沖操作已持續八年，盡管對沖率(存款準備金余額+央行票據余額/外匯占款余額)約為80%，但是，由于外匯占款增長很快，基礎貨幣被動投放因此也很快。截至去年末，外匯占款余額22.5萬億元，基礎貨幣余額增至18.5萬億元，外匯占款/基礎貨幣達到了122%。再加上去年11月以來，央票到期資金激增，央行公開市場操作已連續第十六周凈投放，公開市場被迫大量投放到期流動性，成為基礎貨幣擴張的助漲力量。未來幾個月，這樣的勢頭不會有太大改變。而在央行票據的對沖功能大幅下降的情況下，如何有效控制外匯占款實現控制基礎貨幣增長已是當務之急。
　　不過，解決外匯占款過高問題，涉及內外部均衡問題，虛不得，緩不得，更急不得，這里需要大智慧，更需要政策創新。
　　首先，央行需根據國際收支的變化動態，從及時調節外匯供求出發，在信貸、售匯規定方面進行傾斜和導向，通過積極刺激進口，增加國內短缺商品的供給，擴大先進技術設備、關鍵零部件和能源原材料的進口，促進從最不發達國家和主要順差來源國增加進口，逐步改善貿易不平衡狀況，減少外匯占款對央行調控貨幣供應量的壓力，減少貨幣供應量，平衡社會供求。
　　其次，改革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放寬匯率浮動幅度。為保持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和有效性，應當積極探索、改進匯率形成機制，逐步擴大匯率浮動區間，實現真正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筆者建議，從今年三季度開始，可以將人民幣兌美元每日浮動區間由0.5%擴大至1%。
　　再次，創新貨幣調控工具，除了繼續啟動存款準備金組合調整工具、增加正回購操作以及發行長期央行票據進行外匯占款對沖外，央行可考慮通過實行無息準備金制度，將流入我國外匯交易市場的非貿易類外匯資金總額的30%至50%列入為期一年的無息外幣強制性存款。或者與財政稅務部門合作，對流入我國沒有正常貿易背景的外匯資金，根據其結匯總額征收10%至20%的結匯稅。力爭在外匯占款形成之前主動操作，以增強央行對基礎貨幣的調控能力。再加上外匯局積極完善貿易外匯管理，探索對結匯資金流向的后續核查和監管，加強銀行表外融資監管等措施，保持對“熱錢”等違規資金流入的高壓控制和打擊態勢。
　　另外，今年起實施出口外匯收入存放境外制度，全國所有符合條件的外貿出口企業均可將出口外匯收入存放境外，包括港澳地區。此舉對有效減緩因外貿順差和國際熱錢造成的外匯占款壓力也具有積極作用，切盼各相關部門認真執行。外匯局也應對境內企業存放境外的外匯收入做好規模管理和登記備案；同時，簡化出口核銷、聯網核查等業務操作，實行企業事后報告制度等，以提高境內企業資金使用效率，支持境內企業更好地“走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