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中國本次通脹的形成機理看，其主要原因和幾大政策疊加有關。這些政策分別是：緊縮性的貨幣政策、加緊縮性的產業政策和勞動政策、再加擴張性的財政政策。
　　以上政策的疊加在一起，在導致境外套利資本大量流入的同時，又迫使沉淀在產業領域的固定資本紛紛變現。結果，在外生性貨幣供給和內生性貨幣供給雙雙增加的推動下，使得一般物價水平不斷走高。
　　由此可見，本次通貨膨脹與消費需求基本上沒有關系。事實也告訴我們，居民消費的增長遠比GDP增長和物價上漲的幅度要小得多，而且，消費占GDP的比重多年來也一直徘徊不前，甚至還有逐漸下滑的趨勢。所以，本次通脹不屬于需求拉動型的。
　　在搞清楚本次通貨膨脹危機的形成機理后，再來討論如何治理的問題就要容易得多了。就本次通貨膨脹主要是由緊縮性的貨幣政策、以及緊縮性的產業政策和勞動政策、再加擴張性的財政政策所致，那么為治理這樣的通貨膨脹，我們就應該選擇與之不同的經濟政策來與目前仍然處在高位的通貨膨脹作斗爭。
　　具體說來：首先需要采取中性的貨幣政策，并盡可能控制與美元的利率平價，以阻止境外套利資本的流入，因為這是可以做到的，而其他諸如降低進口原材料的價格、阻止輸入性通貨膨脹等目標則是完全不可能達到的。
　　事實已經證明，人民幣對內加息并未實現減少貨幣供應量的政策目標，人民幣對外升值也不能起到抑制價格水平上漲、阻止輸入性通貨膨脹的作用，人民幣升值30%，中國進口的原材料卻上漲了300%以上，其中的道理就在于中國所面對的進口市場大都屬于賣方壟斷市場，中國根本不可能通過人民升值來獲得低廉的進口品（主要是資源品）。
　　其次，是要繼續鼓勵產業投資，以便讓“飛起來”的貨幣重新沉淀到實際經濟中去，這樣既可減少內生性貨幣的供給，又可增加商品的供給總量，從而是有利于物價回歸平穩的。
　　從長遠來看，實施擴張的產業政策是有利于增加就業的，只要就業增加了，工資就會趨于上漲，國內市場才能得到有效開發，只要政府能夠積極推進市場化的改革，鼓勵企業家精神，那么在市場價格信號的引導下，中國的企業家是有可能找到出清所謂“過剩產能”、尋找到替代稀缺資源的市場與途徑的。
　　再次是要放寬勞動政策，增加勞動者工資收入的動機不錯，但要以提高勞動生產率為前提，否則就會導致成本推動的通貨膨脹。所以政府有關部門與其對勞動市場進行直接干預，不如增加對勞動者進行技術培訓的投入。
　　此外，在劉易斯拐點尚未到來的時候，與其補貼農民種地，還不如補貼農民進城打工，這是因為農業部門只要未進行現代化改造，就必定屬于報酬遞減的部門，而城市工業部們卻是屬于報酬遞增的部門，所以補貼農民進城打工實際上是有助于全要素生產率提高的。只要我們堅持工資隨著勞動生產率走，農村勞動沿著城市化和工業化的路徑走，那么就是對于擴張性產業政策的最為有利的支持。
　　最后，財政也要適當調整，擴張財政導致的經濟后果已經對中國經濟可持續增長帶來了諸多消極的影響。當前極度擴張的財政政策已經使中國經濟增長逐漸轉變成為政府主導的，其后果必定導致對市場的替代，這與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不吻合的。一旦沒有了市場，當然也就沒有了企業家，這將是擴張的財政政策的必然結果。
　　此外，極度擴張的財政政策一定是以高稅收為代價的，這對于激勵產業投資和居民消費都會帶來不利影響。所以，無論從哪個角度來講，都已經到了實施穩健的財政政策的時候了。財政平穩，貨幣就會平穩，物價和經濟增長也才能夠走向平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