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政協委員董協良在提案里揭露了醫療器械市場的黑幕：“一個國產的心臟支架，出廠價不過3000元，可到了醫院便成了2.7萬元；一個進口的心臟支架，到岸價不過6000元，到了醫院便成了3.8萬元。”他說，9倍的心臟支架暴利已超過販毒。
　　心臟支架暴利超過販毒，這是一件讓公眾難以接受的事。它的“高利潤”不是因為“物有所值”，而是因“流通成本”實在太高，需要以回扣形式“貢獻”于醫院及醫生們。
　　這種暴利引起公憤，有如下原因：一者，人們難免擔憂，在可媲美販毒利潤的巨大誘惑下，一些醫生會否利令智昏，毫無職業底線，甚至趁病人之危，給人裝上不必要的心臟支架？二者，對某些必須安裝心臟支架的病人而言，其質量是個問題，如果裝哪種支架與回扣多少掛鉤成為行業潛規則，患者如何能打消“花錢買劣質品”的疑慮？
　　我們能接受醫生憑借好手藝救死扶傷而獲得高收入，但卻很難接受這種發“人難”財、通過賣“天價”藥品或器械來致富的行為。根本而言，它是醫生的恥辱，也是整個社會的災難。
　　是什么把醫者推進了“黑色軌道”？答案是“過度醫療養醫”。當下各地政府對公立醫院的管理態度是，不夠錢，只給權：你想怎么干都行，能賺錢養活自己并且不添亂就好。這種辦法也被很多醫院用到對醫生的管理上：醫院開出低工資，醫者要獲得更高的收入就得自己想辦法。對醫者而言，在診療費、手術費低廉的現實下，選擇依靠賣藥物和器械獲得高收入，是最可行的路徑，甚至是唯一路徑。
　　解決這種困局的關鍵在解決養醫問題。政府責任應體現在這些方面：一是加大衛生財政投入力度，改變公立醫院主要靠掏公眾荷包存活發展的局面。衛生部副部長黃潔夫近日就提出建議，選出3000家左右、完全靠國家財政扶持的公立醫院，其他絕大多數醫院靠引進社會資金發展。其次，政府衛生部門在醫療行為管理上必須轉變方向，改變只放權不監管的態度，通過嚴格執法，予以那些濫用藥物與器械、收取回扣的醫生嚴懲，甚至考慮吊銷其執業資格。最后，還要對醫生收入模式進行根本改革，應按勞動量與勞動價值來收取診療費用，根據病情復雜程度以及疾病類別設計收費標準。
　　要真正擺脫醫院及醫生們對藥物器械的“過度依賴”，必須設計新的醫院管理模式。很多時候，公立醫院“不公益”不是道德問題，而是管理問題。只有從根源上鏟除“過度醫療養醫”的土壤，問題才可能妥善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