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在過去十年內經歷了GDP兩位數字的增長，去年更是一躍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這值得慶賀。但是，中國國內卻是一片憂心忡忡。除了一些通常的擔憂因素，諸如收入分配、房價、環境惡化、食品安全危機、醫療衛生的安全性以及高昂的醫療費用、教育成本迅速上漲等等，還有備受關注的通脹問題。
這一長串問題反映了中國增長模式的特點。通過靈活多樣的激勵機制“招商[簡介
最新動態]引資”，是中國發展模式的核心。拉動固定資產投資短期內可以對GDP產生巨大的影響。但是，這種模式削弱了家庭的消費能力。當投資完成以后，國內需求卻不足以支持這種投資。因此，出口成了支持這種“招商引資”模式的關鍵。
投資模式導致了眾多的政治和經濟問題。比如，日益加劇的收入不平等和房地產泡沫就是兩個最明顯的后果。為了給更多的投資進行融資，政府必須不斷增加收入。通過稅收、收費和房地產銷售，地方政府增加了收入，但卻削減了家庭的收入與購買力。地方政府實際上就像站在一臺無法停止的跑步機上，需要不斷增加收入，為更多的固定資產投資籌集資金。因此，地方政府需要土地價格不斷上漲，從而導致了全國大范圍的房地產泡沫。
投融資的緊迫性，降低了政府為諸如教育和醫療衛生等經常性支出融資的意愿或能力。腐敗滲透到了教育和醫療行業，從而造成了家庭在這兩個關鍵方面無法預測的支出和花費。這種不可預測性造成了家庭的恐懼，抑制了消費。
地方政府把GDP和財政收入放在了產品安全的前面。當問題發生，地方政府就會受到保證GDP增長數字的驅動而保護問題企業。即使產品存在巨大缺陷，企業也很少會被關閉。企業之所以會主動冒險，就是因為損失極為有限。中國的政治激勵其實是和產品安全相悖的。
通貨膨脹是這種模式最新的后果。除了收入，地方政府一直在最大化借貸，來進行超額固定資產投資。這推動了過去幾年貨幣的巨額增長，從而導致了今天的通脹。
中國的出口在過去10年內以每年20%的速度增長，從2490億美元增加到了1.579萬億美元。巨額的出口增長是維持投資熱潮的主要因素。中國的家庭消費與GDP總量之比從兩年前的55%下降到了現在的三分之一。其下降力度無法支持過去10年的消費熱潮。而出口收入就不同了。因此，中國模式需要依賴全球出口需求。
如果發達國家經濟不增長，中國的出口就無法維持過去的高速增長。例如，如果中國的出口增長在最近十年放緩到每年10%，那么投資增長率就要下調一半才能與之匹配。
中國已經準備好了面對未來出口增長明顯放緩的可能性。除了追求量的增長，中國還應該致力于提高出口價格。這種戰略很有可能起作用。其他發展中國家沒有發達的基礎設施來取代中國世界工廠的地位。因此，中國可以實現價格提升。
沒有地方政府會歡迎提價策略，因為這可能會導致生產轉移到中國其他地方。中央政府可以在這方面發揮協調作用。關鍵是要取消地方政府補貼出口生產的權力，例如，規范工業用地價格和稅收優惠政策。
近十年來，中央政府一直表示，希望讓經濟轉向以消費為導向，實現經濟再平衡。家庭消費在新興經濟體國家通常會占到GDP總量的50%。中國的情況太極端了，不可能輕松調整。中國必須制定目標，使消費占GDP的比率每年增加一個百分比。關鍵在于增加家庭收入在經濟中所占的份額，降低大項目(如住房、教育、醫療等)的價格。為了實現這個目標，政府必須立即進行以下三項轉變：
——政府應該把個人所得稅最高邊際稅率從45%削減到25%。較高的個人所得稅通常是為了實現財富從高收入人群到低收入人群的再分配。但是，中國的高稅收負擔主要落在了中產階級白領身上。中國高收入人群根本不怎么繳稅。他們可以擁有自己的企業，來負擔其個人開銷。他們的個人所得稅率就等于企業所得稅率，也就是25%。這就是中國個人所得稅稅收收入如此低的原因。過高的稅率只會削減新興中產階級的消費能力。不降低稅率，促進消費只能是空談。
并且，中國應將增值稅率從17%下調到12%。在中國，增值稅就是消費稅。17%是世界最高的此類稅率。高消費稅與投資最大化模式是一致的，都把收入從家庭轉移到了政府。如果政府真的希望改變發展模式，增值稅就要降到合理的水平才能鼓勵消費。
——政府應當立即通過把儲蓄利率提高兩個百分點的方式，消除負實際利率。負實際利率將金錢從儲戶手里轉移到了借貸人手中。跟其他國家一樣，中國的中產階級都是儲戶，而國有行業和企業都是借貸者。負實際利率就是一種中產階級稅。這對經濟發展不利，而且極不公平。
在經濟理論中，利率等于人均收入增長率。其他經濟體在經歷高增長率時(如日本、韓國和臺灣)，其利率接近人均收入增長率。這樣可以防止泡沫的形成，讓儲戶分享經濟發展的成果。過去八年，中國年名義人均收入增長率大約為19%。在高增長時期，中國存款利率幾乎為零。中國家庭存款占到了GDP總量的大約80%。這樣就少付了儲戶相當于超過GDP13%的利率，2010年約為5萬億元人民幣，這是國有企業全部利潤的2.5倍。沒有任何其他國家對待儲戶像中國這么糟糕。
由于中國國有行業是最大的借貸方，所以中國把利率調整到公平的水平將是不可想象的。政府至少應該做到的就是消除負實際利率。這至少不會把錢從儲戶手里拿走。中國的稅率政策不應該是一種把錢從中產階級手中搶到富人和權貴手里的搶劫行為。
——中國應把房價調低到全球平均水平，也就是每平方米的價格不應該超過兩個月的稅后收入。政府已經討論了三年房產價格降溫，但卻幾乎沒有任何效果。市場最終冷卻了下來，但這是因為通脹迫使貨幣從緊。但是，房產價格還是太高了。降溫不足以使之成為中產階級的產品。房地產最多只是有灰色收入的人以及投機者的產品罷了。
經濟適用房來減少社會不滿情緒。即使這項策略成功了，也難以促進社會和諧。中產階級應該能夠買得起商品市場上的房子。如果負擔不起，中產階級就不是真正的中產階級。如果一個以各種標準評判都很成功的白領，在工作10年之后仍然買不起房子，那么這個市場和經濟就真的出了問題。
很多人爭論說房價是市場現象，政府干預無法起作用。這種論調是不正確的。政府擁有所有土地，在理論上代表全體人民。土地成本和稅收占了全部售價的一半以上。中國房地產市場是政府的產物，而不是自由市場的產物。
控制房價的一種簡單方法就是控制投機。當前的需求被投機需求放大了。負實際利率就是推手。不過，高資本收益稅將把投機需求維持在很高的水平。政府應該征收50%-90%的資本收益稅，而不是征收房產稅，來控制投機。這能夠直接針對炒房者，而不會影響最終的房屋使用者。為什么執行就那么難呢？
中國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醫療和教育應該是人民可以負擔得起的。但事實上，醫療體系的不確定性給人們帶來了恐懼和擔憂。人們永遠無法知道會花多少錢。實際上，如果一個人患了重病，那么他或她的家人就只能任由醫院擺布了。正是這種擔憂嚇得人們不敢再花錢。
政府控制的系統并沒有為人民服務。我懷疑國有制度內的改革將是不夠的。最好是能引入競爭機制。應該允許私人資本進入這一領域。當政府控制不起作用，我們應該給市場一個機會。
中國教育體系比醫療體系情況要好，但仍然非常昂貴。教育支出不是來自學費、書費等這些正式項目。其他非正式項目的花費要高的多。20年前中國的教育體系是真正的英才教育。然而此后它在錯誤的方向上發展至今。學校和教師常常會賣人情。窮人家的孩子在學校里屬于弱勢群體。
近期，在高校招生上有一些創新。我擔心，無論這些改革在理論上聽起來有多好，偏離嚴格標準化入學考試只會給不公平開后門。恐怕一些改革的建議實際上也就是為了實現這一目的。如果中國的大學錄取受制于金錢和關系，那么人民也就被剝奪了子女前途的最后希望。
經濟再平衡很容易，政府要做的就是少從家庭部門刮錢。如果當前的體系無法很快做到這點，中國可能在未來10年內經歷滯脹。國家穩定可能會受到威脅。（原載《新世紀》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