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3月14日）在鋪天蓋地的日本地震報道中瞥見這么一條短訊：日本精密工具制造商泰珂洛公司宣布，地震發生后，“股神”巴菲特取消了原定22日的日本之旅。巴菲特的伯克希爾公司持有泰珂洛80%的股份，原定巴菲特將出席這家公司福島工廠的剪彩儀式。
　　考慮到福島在這次強烈地震的影響范圍之內，且尚有未可知的核輻射威脅，巴菲特的“臨陣退縮”可謂合情合理。不過，聯想到之前媒體對于“股神”此次訪日的熱烈關注，以及巴菲特在公眾心目中日益高大的慈善家形象，讀到這則消息總讓人感覺有那么一點點“不對勁”。
　　當然，如果真要說感覺不對勁的，比上述案例更加“露骨”的不在少數。比如，據日媒披露，地震發生后，某家電視臺借機向廣告客戶大肆鼓吹，其收視率有望因這次空前地震的報道而顯著提升；又比如，一家報紙在報道這次地震時，居然采用了以卡通形象“奧特曼”為主體的漫畫形式。在數十萬民眾仍受困于災情的危難時刻，如此欠妥當的做法自然遭到了民眾、讀者和觀眾的強烈不滿，而相關機構也很快做出了公開道歉。
　　不過，還有一些發生在投資界的行為，盡管在部分人看來同樣有失“厚道”，但卻似乎越來越容易被公眾所接受。比如，某國際大行周一發布報告稱，因地震帶來的重建需求，日本建筑類股票后市有望跑贏大盤；又比如，在周一的亞太市場，鋼鐵、汽車、芯片等不少個股“因禍得福”，股價逆勢飆升。
　　需要指出的是，上面提到的這些似有爭議的現象，并非只是出自無動于衷的局外人。即便是在地震發生的日本本國，同樣可以發現類似的情況。比如，上述國際大行報告的撰寫者就是兩位日本的分析師，而在周一的東京股市，鹿島建設、住友大阪水泥等重建概念股更是被炒得滿天飛，日股大盤逾6%的暴跌，但并未妨礙這些個股單日飆漲超過20%。
　　這讓我想到了經濟學中有關“經濟人”和“社會人”的爭論。亞當·斯密認為，人首先是一種自利的動物，追求自身利益永遠是驅動“經濟人”的原始動機。聯系到這兩天金融市場在地震后的反應，投資人在規避風險的同時，也在尋找任何可能出現的新的賺錢機會，這可能就是“經濟人”的本性驅動使然。
　　反過來，“社會人”的理論則更強調人從事經濟行為同時所具有的發自本原的歸屬感和社會責任感。在追求自身經濟利益的同時，“社會人”還會著重考慮“利他”的原則。如果放到眼下的案例中，“社會人”可能會暫時把追求短期的投資收益放到次要位置。
　　但是，正如我們在大學課堂上所學到的那樣，“經濟人”和“社會人”并不能簡單地對立起來。很多時候，這兩者是一枚硬幣的兩面，互相排斥但又互為補充。
　　舉個簡單的例子，在周一的日本和其他亞洲市場，核電股的股價都大幅下跌。這說明，在這次強震發生后，民眾對于核電設施的安全問題提高了重視，并通過投資行為將這種擔憂反應了出來。這不能不說是一種頗具建設性的風險提示。
　　再比方說，在災后第一時間，很多投行看似“不厚道”地對可能受益的行業進行分析，但這并未妨礙這些企業對于災區的關注和支持。一家華爾街大型投行周一就宣布，將捐款5億日元幫助日本救災。
　　如果從這樣的角度來看待投資界對于地震的一些“非常規”反應，可能會更容易理解一些。畢竟，災難雖然沉痛，但生活還要繼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