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企反擊指責其“壟斷”與“非全民所有”的抨擊，他們的真正理由不是利潤的多寡，而是體制與稅收的不公。如果說民企抱怨體制不公情有可原，萬千寵愛在一身的央企抱怨體制障礙，則顯示目前的經濟管理模式里外不討好的尷尬現實。
李榮融先生卸任國資委主任，作為全國政協委員，在今年兩會上不時說出實話，因此時有驚人之語。卸任之后的李榮融，收獲的掌聲不來自他的身份，而來自他的公正反思。
李榮融的反思表現在他批判市場化條件下政府改革滯后。3月7日，全國政協經濟界別36組《“十二五”規劃綱要(草案)》討論現場，李榮融炮轟建立國資委之后，政府并未能改變職能，甚至財政部企業司管來管去只管央企，就連國資委的工資都需財政部審批；有關部門組織召開會議、論壇，要求央企主要負責人必須到場。政府部門對央企的約束越來越多，審批越來越復雜，李榮融本人用八年時間跑了兩個項目，還送了不少禮。
毫無疑問，李榮融所舉的例證印證了市場人士的久遠猜測。在用人、經營都需要審批的體制下，央企要成為市場化企業難度很大，它們既缺乏正確的激勵機制，也缺乏嚴格的淘汰機制，因此很難形成高效的市場體制。從2003年國資委成立到現在，央企沒有形成真正的職業經理人機制，而只有央企副總全球海選。通過這些海選進入的人士，如小石頭扔進大海。
缺乏市場制約，而以行政管制的企業，難于真正操心成本、收益等事項，他們更多需要獲得上級的首肯，有些爛賬被盡可能遮掩到任期之后。正因為如此，央企在海外的投資、在金融領域的套保，往往讓人驚出一身冷汗，大規模的項目虧損、在套保上與狼共舞的巨虧，在經濟墻角炸出一個又一個大洞。換成別的企業高管，是一定要承擔相應責任的，但不少國企高管無需為低效與虧損承擔責任，有些央企高管被追究的是貪腐，他們更像是官員，而不像企業家。
北師大經濟與工商管理學院副院長、全國政協委員高明華參與的報告《國有企業的性質表現與改革》（并提交政協會議）顯示：2001-2008年，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累計獲得利潤總額為4.91748萬億，2008年賬面利潤總額比2001年增長了2.79倍，凈利潤比2001年增長3.25倍。但同期少繳納的利息、地租、資源租和獲得財政補貼共計64766.91億元。如果排除一些不必要的各種享受的補貼和各種低額的成本，2001年至2008年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平均的真實凈資產收益率為-6.2%。該報告加上了國有與國有控股企業所獲得的補貼、少支付的利息以及地租等，由此，國企的經營成本大大提高。
不僅民企抱怨稅負重，央企同樣如此。國資委主任王勇舉例，去年央企凈利潤8489億元，上交稅金1.4萬億元，超過全國稅收的六分之一。由于央企有78%的資產上市，大約有3000多億元利潤屬于非國有投資者，剩下的5000多億元中還要扣除20%多的企業公積金，再上繳國有資本收益600多億元，央企能掌握的利潤只剩2000多億元。
原國家能源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曾任中石油董事長的馬富才委員透露，中國目前的成品油價格中，有44%～45%是各種各樣的政府稅收，“2008年12月18日公布了新的成品油價格形成體制以后，2009年調了8次，2010年調了4次，今年又調了1次，這十幾次調整沒有及時也沒有完全按照自己制定的規則來調，這樣就造成了社會輿論以及實際運行中的問題。”
政策束縛了國企與民企的手腳，李榮融為民企抱屈：“政府鼓勵的，央企壟斷了資源。政府不干的，國企不參與，民企只有借此獲取發展機會。長此以往，不利于市場發展。政府發布信息一定要權威，作為企業決策依據”。國企壟斷了資源，卻在低效運作，民企受到束縛，不得不在夾縫中開出市場之花，最大的代價是，在惡劣的環境下，民企誠信越來越糟糕。
不管是國企還是民企，改革的目標直指“家長”的管理方式，方式不變，所有的企業都是受害者。我們不必同情疲于奔命的“家長”，家長的傲慢與對市場的隔膜，讓“家長”的統治范圍越來越廣，手段越來越生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