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醫學科學院院長助理黃建始最近建議，中華人民共和國衛生部應當盡快改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健康部”，在資源分配上優先考慮和發展醫療系統健康管理的能力。黃建始認為，醫改的重點應當放在疾病預防、健康管理上，人們生病少、生大病少，“看病難、看病貴”自然就減輕了。
　　醫改是當下社會各界高度矚目的焦點話題。在醫改漸次推進的語境下，黃建始先生建議將衛生部改名為“健康部”，聽起來頗有新意。他的基本邏輯是，將衛生部改為“健康部”，在機構設置和資源分配上強化“健康部”提供公共衛生服務、維護公民健康權利的職能，推動醫改進入以疾病預防、健康管理為重點的新階段。不過，在目前的國情條件下，又多少讓人感到不容樂觀。
　　《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的意見》（新醫改方案）提出，建立覆蓋城鄉居民的公共衛生服務體系、醫療服務體系、醫療保障體系、藥品供應保障體系四位一體的基本醫療衛生制度，其中，在建立公共衛生服務體系方面，要“建立健全疾病預防控制、健康教育、婦幼保健、精神衛生……等專業公共衛生服務網絡”，“加強健康促進與教育。醫療衛生機構及機關、學校、社區、企業等要大力開展健康教育，倡導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提高廣大人民群眾的健康意識和自我保健能力。”上述“四位一體”中，第一“位”與后面三“位”有著比較明顯的分工——后面三“位”主要著眼于治療疾病，第一“位”則主要著眼于預防和控制疾病，積極防止疾病發生、控制疾病發展。
　　對于上述“四位一體”，社會關注最多、寄望最大的是醫療服務體系、醫療保障體系、藥品供應保障體系，名列第一“位”的公共衛生服務體系反而較少受到關注。這反映了長期以來醫療衛生體制中“重治療、輕預防”的偏向，以及社會上普遍存在的“年輕時拿命換錢（拼命工作掙錢），年長時拿錢換命（花錢治病救命）”的生活悖論。
　　在傳統體制格局下，政府對于以疾病預防、健康管理為重點的公共衛生服務重視不夠，投入不足，使得一些原本可以預防的疾病未能被扼殺于未然，一些原本可以控制的疾病發展成了無可救藥的大病、絕癥。這樣的結果，反過來又使得醫患雙方都更加重視對已經生成的疾病的治療，更加忽略對疾病的預防和控制，從而形成“疾病預防投入少——各類疾病多發高發——疾病治療投入更多——疾病預防投入更少”的惡性循環。
　　于此而言，新醫改方案將公共衛生服務體系列為“四位一體”之首，就不是一個隨意的次序安排。這表明政府已經充分認識到了疾病預防的極端重要性，并將在這方面加大公共財政和人力資源的投入。為此，公共衛生政策需要向基層工作和基礎性工作傾斜，要培養一大批學校校醫、社區醫生、護士、營養師、健康教育師和健身專家，將日常健身、合理營養、醫療護理的理念引申到健康教育、健康管理和疾病預防的領域中，幫助國民養成良好的生活習慣，形成清新健康的生活方式，樹立預防為主、早發現早治療的觀念。
　　然而，正如教育改革最關鍵的功夫在教育之外，醫改最關鍵的功夫也在醫療之外，能否將最優勢的公共財政資源和醫學人力資源從后期治療轉向早期預防，并不是醫療衛生主管部門一家能夠決定的。以疾病治療為重點的傳統醫療衛生體制，承載了多個政府部門、公權機關的權力關系以及眾多制藥企業、醫療機構的實際利益，任何削弱或剝離這些權力和利益的改革，都可能遭到某些權力機關、利益群體的阻撓和反對。既有這些權力和利益日積月累所形成的巨大慣性，又有權力機關、利益群體明里暗里阻撓、反對所形成的巨大壓力，如果不能獲得其他領域改革的配合和其他力量的支持，醫改很可能陷入進退兩難、舉步維艱的困境。
　　歸根到底，醫改絕不只是醫藥衛生體制的改革，醫改能否進入以疾病預防、健康管理為重點的新階段，顯然不是把衛生部改名為“健康部”就可以大功告成的。醫改不是簡單的“改名”，而是一系列綜合體制改革中的重要一環，必須同時進行包括財政體制、司法體制、人大制度、收入分配制度等在內的多項體制改革和制度創新，切實保障公眾對醫改的知情權、參與權和監督權，使相關的權力主體與權力主體互為制衡，使公眾權利與公權機關充分博弈，形成發達的公眾參與、均衡的社會政治生態和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緩解“年輕時拿命換錢”的焦慮），最終醫改才能獲得成功，老百姓才能從醫改中享有健康的生活和生命的尊嚴。
　　如果醫改能夠深入到這一步，衛生部要不要改名為“健康部”，實在是一個無關痛癢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