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伊始，國家統計局在公布１月份消費者物價指數（ＣＰＩ）前夕，調整了ＣＰＩ的權重構成，這也是我國自２００１年計算ＣＰＩ定基價格指數以來，第二次進行基期例行更換調整，首輪基期為２０００年，第二輪基期為２００５年。調整后的ＣＰＩ權重構成，較之以前，最明顯的變化就是居住類權重提高４．２２個百分點，而食品類權重則降低了２．２１個百分點。從這次政策調整內容及選擇的時機來看，某種程度上，存在隱瞞中國真實通脹壓力的傾向。因為新的ＣＰＩ權重構成一方面降低了未來價格或會持續走高的食品類指標權重；另一方面增加了增幅可能有限的住房類指標權重。食品類價格自２０１０年下半年開始迅速上升，抑制食品價格高企的難度很大。因為長期以來，我國政府一直重點關注和監控食品價格走向，嚴打囤積居奇，與此同時，食品產業鏈的底端是農業生產和農民，監管難度小、成本低。但隨著中國工業化與城市化進程加速推進，土地流失現象嚴重，盡管在耕地占補平衡政策許可下，很多地區通過實施農民“被上樓”或“撤村并居”等做法，重新整理、增加了地區耕地指標，但土地質量明顯下降。居民收入增加、農村勞動力轉移、耕地數量和質量下降，必然會大大增加社會各界對農產品價格未來持續走高的預期，很多實力雄厚的金融和生產類企業、尤其是外資企業紛紛進入中國農產品市場，政府調控難度驟增。而居住類價格已經高得離譜，市場觀望氣氛濃厚，房價即使不能穩中有降，上升空間也會有限。
　　即便如此，ＣＰＩ權重構成結構的調整仍具有積極意義，表明政府部門已經開始充分考慮代表性家庭或居民消費籃子中的住房價格以及由此引致的生活成本變化。這也符合全球各國之所以通常用消費者物價指數（ＣＰＩ）的變化率衡量通貨膨脹程度的初衷——社會一般物價水平的變化率能夠充分反映居民生活成本的變化情況。在中國過去的ＣＰＩ構成和統計測算過程中，一共包括八大類，分別是食品、煙酒、衣著、家庭設備用品及維修服務、醫療保健和個人用品、交通和通信、娛樂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務、居住，但居住類在ＣＰＩ統計的消費價格中僅占１３．２％的權重，包括四個子類，即建房及裝修材料、房租、自有住房和水、電、燃料，盡管考慮了住房因素，但并未把房價及其變化情況納入其中，這顯然不太合理。以北京為例，近年來，由于房價上漲，城市中心區的房租也隨之上升，很多人搬到越來越遠的郊區居住，如昌平、通州、大興乃至河北燕郊，每天都要花費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在往返途中，生活成本明顯增加，而罪魁禍首卻是在過去的ＣＰＩ統計中漏掉的房價。
　　“十二五”期間，中國通脹形勢嚴峻，壓力猶存。政府抗擊通脹必須從抑制房價入手，在既定的ＣＰＩ統計制度下，讓已經降低權重、可能會繼續走高的糧食與食品類價格回歸市場，與此同時，對沒有完全市場化的房地產行業，通過頒布并嚴格實施政策組合拳擠壓掉泡沫，讓已經提高權重的房價回歸理性。筆者前不久曾撰文指出，中國的通脹壓力主要源自三大因素：一是產品市場上長期的貿易順差造成國內流通領域過多貨幣追逐過少商品。二是要素市場上長期被扭曲的價格體系難以為繼，工人工資、能源價格、土地成本都呈上升趨勢。三是資本市場上數量龐大的內外游資要在為數不多的投資渠道中尋求投資或投機收益，主要是房地產市場、外匯市場和股票市場，助推了一系列價格泡沫。而我國政策采取的臨時價格干預措施難以消除通脹壓力。從這個意義上來看，若要有效抗擊通脹，政府必須下大決心、著眼于經濟基本面的調整：讓工人工資、能源價格、土地成本以及自然延伸的糧食和食品價格走向，順應市場的規律，該漲的漲；讓帶有濃郁投機色彩的房地產市場擠出泡沫，割斷易于引發群體性事件、隱藏大量腐敗及利益勾結的房地產產業鏈條，抑制房價非理性上漲。
　　房地產市場有太多的故事，自１９９８年住房制度貨幣化改革以來，持續引起社會各界關注：一度，很多“賣瓜的王婆”和御用學者冠冕堂皇地搬出荒謬的理論佐證房地產市場的虛假繁榮景象，比如加速推進的中國城市化進程帶來了無以計數的剛性需求，而土地供應又極為有限；又一度，準確地說，是２００８年下半年，當美國次貸危機演化成全球金融危機，并且對我國的沖擊凸顯時，國內房價正在逐漸下降，趨于理性，他們又跳出來，說房地產業鏈條太長，是經濟的主導產業，不能打壓；再一度，當媒體紛紛報道我國商品房空置率高得驚人時，政府準備對存量住房開征房產稅抑制投機時，他們又跳出來，有的批評政府不能再征稅了，要“藏富于民”，當然，這里的“民”是指他們自己，有的說國內理財渠道單一，投機住房本來就沒什么錯誤，還有的說錢都讓地方政府賺去了……
　　迄今，北京市三環附近的新建商品房價格平均約為４萬—５萬元／平方米，這一數字在２００７年僅約為７０００元，房價三年的時間里翻了６—７倍。在如此明顯的數字對比面前，似乎已經沒有人再否定房地產市場上的投機特征和泡沫了，以至于有人開始呼吁“賣了北京、收購美國”。我曾多次強調，房地產業不是經濟的主導產業或說支柱產業，房地產繁榮是經濟發展的結果，絕對不會是原因。因為，沒有誰會相信，一個國家或地區僅僅通過買賣土地和房子就可以實現經濟騰飛。大到一個國家，小到一個地區、城市，如果經濟發展速度很快，就業和創業機會很多，才會增強這個地區或城市的競爭力，進而凝聚更廣范圍內的資金、技術和人才，房地產市場才會因此而繁榮，并非相反。不能把住房過度商品化，中國的情況不同于西方，為了立錐之居而掙扎奮斗的年輕人仍占多數，當住房這種基本的需求都無法滿足的時候，年輕人傳統的價值體系容易扭曲，注重個人利益而基本忘卻集體主義。此外，近年來絕大部分的群體性事件都是與土地征收補償、房屋拆遷安置等密切相關，直接增加了政府“維穩”的難度和成本。
　　好消息是，我國政府已經認識到，居民基本的住房保障，是政府的責任，而不能完全拋向市場。比如，政府承諾２０１１年全國要建成１０００萬套保障性住房，并要求各省各地簽下軍令狀，同時接連出臺以“限購令”為主要特征的打壓房地產市場的政策措施，旨在抑制房價。從過去的１—２個月來看，政策實施效果不太理想，京、滬、穗、深房屋成交量出現下降，但價格仍然高企，究其根源，在于市場上的買賣雙方仍然懷疑政府打壓房地產市場的決心和勇氣，根據以往的經驗，往往每一輪政府出臺打壓政策過后都是新一輪的房價攀升期。此外，“限制購買”本質上是在“制造稀缺”，一定要讓消費者從“不允許購買”到“不愿意購買”轉變。有一個很好的政策組合能夠有效抑制房價、進而抗擊通脹，那就是對當前的房產稅收政策進行結構性調整：保持政府從房地產市場交易中獲取的稅收總額不變，取消所有交易環節的稅收，等量轉移到住房持有環節，對以家庭為單位擁有的第二套及以上的住房征收房產稅。這種做法，既會堵住那些借“政府增稅不利于民”之類的說辭否定房產稅的學者的嘴巴，又會在短時期內擴大市場供應量，有效抑制房價，同時更重要的是，還會讓老百姓堅定對政府抑制房價的信心，利于鞏固政府信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