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美國財政部大幅修正了境外持有美國政府債券的數據，修正后中國持有的美國國債總額上調了30%左右至1.16萬億美元，英國持有美國國債的規模下調了2692億美元至2721億美元。
　　美國財政部的這一修正，使中國持有的美國國債占外匯儲備總額提高到40.7%，從而降低了市場預期中國拋售美國國債的擔憂。同時，這也勢將引發國內對外匯儲備安全的擔憂。筆者認為，基于安全性、流動變現性等的保值增值，外匯儲備較多配置于美國國債是穩健之舉。
　　應該說，近年來國內輿論所渲染的外儲投資多元化，大多都不具備現實可行性。其一，當前外匯儲備投資美國國債并非一日之功，且業已累積到1.16萬億美元之規模。因此，即便從操作策略上，目前也不具備規模化減持美國國債的條件，大規模減持必將影響美國國債收益率和價格走勢，從而很容易帶來操作性折損。
　　其二，怎么個多元化，目前依然是個問題。有人說購買國際大宗商品，變金融資產儲備為實物儲備。這涉及到一個一般性的問題，外匯儲備本質上是中國借出本國儲蓄給中國的逆差國。如果外匯儲備改為實物儲備，那就不再是什么外匯儲備多元化了，而是通過批量購買降低外匯儲備和經常項目順差。更重要的是，既然購買大宗商品等降低了外匯儲備，那么意味著中國降低了儲蓄出口，也就是中國主動讓渡了部分國際市場。美國等中國商品消費國能夠增加經常項目赤字消費中國商品，依賴的是中國等國借儲蓄給美國消費者，中國降低了出借儲蓄率的比例，自然也就使美國等負債消費國沒有足夠的購買力消費中國制造；除非美國從其他國家獲得貿易融資以維系其貿易赤字，消費中國商品。
　　其三，單純為了所謂的外匯儲備多元化，要求外管局拿外匯儲備購置國際大宗商品，涉及到一個購買大宗商品的目的問題。若無視中國經濟發展所需，購買超過國內實際所需的大宗商品規模，就需要外管局租用倉庫和場地，并支付價值不菲的庫存成本和管理費用。同時，即便中國動用小部分外匯儲備購買國際大宗商品，都將抬高國際大宗商品價格，從而增加中國進口成本。畢竟，你不可能在國際大宗商品交易市場上持續地屏蔽其購買信息。
　　另外，也有人提出，購買海外公司股票和債券進行分散投資，實現外匯儲備投資多元化。然而，既然你用外匯儲備購買海外公司股票等有價證券了，那么就意味著這類投資已不能算做外匯儲備了，而是境外直接投資，如投資國外礦產和石油企業之股份也可實行投資多元化。因此，也就談不上外匯儲備多元化，充其量是外管局和中投的境外直投。
　　可見，當前國內市場長期以來渲染的外匯儲備多元化，抑或多元化投資兩難，實際上混淆了外匯儲備的概念——外匯儲備不管是私人還是官方的，都是中國出借國內儲蓄，以供國外消費者使用；如同銀行儲蓄一樣，儲蓄者把暫時限制的資金存入銀行，銀行把這些資金貸款給需要之人。因此，與其說是外匯儲備投資面臨多元化的難題，不如說是中國經濟轉型之困——一旦中國實行了以消費驅動型為主的經濟增長模式，自然也就無需為以何種方式借出本國儲蓄而焦慮。
　　進而言之，當前日益累積的外匯儲備，根源于中國長期執行的強制結售匯制和外匯資產境外投資的政府專營制度。如中國當前嚴格的資本項目管制和對私人部門境外投資的審核，加之人民幣匯率長期偏離均衡值所帶來的升值壓力，使國內私人部門既沒有動機響應意愿結匯制之號召，又沒有動力持有外匯。
　　改善當前外匯儲備投資集中度風險，關鍵是要逐漸放松資本項目管制，取消對私人部門持有外匯資產的財產處置權干預。唯有如此，才能有效降低官方外匯儲備規模和投資風險。殊不知，當前國內貿易部門出口的相對自由開放型，與貿易進口所面臨的許可證管制，客觀上限制了國內居民選擇消費品的自由——居民是消費國產商品還是進口商品，取決于具有貿易許可證的進口商進口何種商品，以何種價格向消費者提供國外商品。這也就是為何當前沿海地區居民頻繁至港澳購物或國內居民出國購買商品之根源。
　　因此，給予進口更多的自由，任何企業只要注冊就可從國外采購商品，放松國內私人部門境外直接投資的管制，都有助于緩解中國外匯儲備的過快增長壓力，這相比把外匯儲備撥給中投等進行所謂的專業化、市場化運營更具專業性和市場性。畢竟，外管局和中投等運作外匯儲備是為投資而投資，而私人部門運作外匯資產則是為市場需求而投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