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指稀土行業污染的《稀土工業污染物排放標準》，因屬“十二五”期間國家環保部發布的第一個國家污染物排放標準，和世界上首個稀土工業污染物排放標準，而格外引人注目。
　　中國稀土的開采、選礦、冶煉、萃取分離過程中的污染問題，已經引起各界強烈關注，更嚴格的污染控制勢所必然。
　　與此同時，從出臺標準中，解讀出國家對稀土行業的管制加強，也并不意外。
　　對于中國而言，稀土行業是經濟學所指“公有地悲劇”最典型的表現：
　　作為全球公認的戰略性資源，中國稀土以５０％（有說法為３６％）的已探明工業儲量，支撐全球９７％的產量，并超出全球實際需求一倍，其間的破壞性開采已不言而喻。加之產業鏈工藝落后、資源使用效率低下、環境污染嚴重、出口競爭秩序惡劣……我們本應當引以為自豪的稀土，已被稱為“稀土之殤”。
　　無論國際輿論如何反彈，作為國家共有資源，中國政府對稀土行業的管制都是無可非議的。
　　事實上，中央政府也遵循著管制思路做出了種種努力：對開采和生產實行總量控制；對資源進行整合；出臺資源綜合利用政策；實行投資項目審批制度；通過產業指導目錄，限制外資進入；實行出口配額管理；取消出口退稅并加征出口關稅；禁止稀土初級產品加工貿易……
　　然而，稀土行業的混亂，似乎并沒有隨著管制的加強而有徹底改觀。
　　其根本原因在于，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沒有達成利益共識：中央政府著眼于戰略利益；地方政府則鐘情于眼前利益。
　　全國范圍內數量眾多的企業之間的競爭，令行業的負外部性難以通過企業間協議解決。不失理性的企業也只能隨波逐流。解決問題主要應當有賴于各地方政府。
　　盡管上限只有３分錢／公斤的有色金屬礦原礦資源稅，并不足以發揮產業調節的效用，但因其屬于地方稅種而納入地方財政，地方政府還是會趨之若鶩。
　　將資源稅歸為地方稅種，某種程度上是承認共有資源的地方分割權利，從而給稀土資源富饒的地方天然利益。靠山吃山，地方政府不想盡辦法享用這份自然恩賜就奇怪了。對于稀土這種獨特資源而言，這并不是市場經濟應有的范例。
　　通過排放標準的提高，乃至將來征收“庇古稅”，或者實行排污權交易，將企業環境成本內部化，也許能如專家所說，可增加企業７０％以上的成本。但如果不斬斷地方政府與企業共謀的利益動機，環境政策在執行過程中，會變異成什么模樣，誰能知道呢？
　　更接近治本的政策，或許是先將資源稅調整為中央稅種，然后大幅度提高資源稅率，使其足以反映稀土資源的稀缺程度與戰略地位，并實行從量計征與從價計征相結合的靈活征收方式。
　　只有以此大幅度壓縮地方政府利益空間，稀土行業的規范才有可期之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