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曾在不同場合談到，考慮開展人民幣加入SDR成分貨幣的討論。本輪G20輪值主席法國總統薩科奇也宣示將致力于國際貨幣體系的改革，推動G20中的新興市場國家貨幣加盟SDR。
筆者認為，人民幣進入SDR沒有什么負面影響。特別是如果在SDR功能重新定位后進入，人民幣就成為實質上的國際貨幣。不過，按IMF現在的貨幣條件進入SDR，中國需要認真考慮完全可兌換的風險。只要回避把人民幣作為純粹外匯交易貨幣的完全可兌換的要求，中國仍能把握人民幣中間價的定價權，人民幣對各國貨幣不會大幅波動，資本大進大出就仍得到有效管理。換句話說，能夠在不完全可兌換的條件下，人民幣進入SDR的國際化方式就不會帶來巨大風險。
所以，人民幣加盟SDR的途徑選擇，至關重要。
現在，人民幣進入SDR有兩條途徑。第一條，達到IMF關于SDR成分貨幣的條件后進入。SDR成分貨幣有兩個選擇標準。第一，商品和勞務出口額也就是貿易和服務規模足夠大，這條中國已基本滿足。第二，確保特別提款權的貨幣籃子所選貨幣是國際貿易中最廣泛使用的貨幣。按此規定，IMF必須尋覓到“自由運用”的貨幣，也就是說，在國際交易中普遍用于支付、在主要外匯市場上廣泛交易的貨幣，也就是完全可兌換的貨幣。
實際上，要求在外匯市場上有足夠交易規模，是目前在國際貨幣體系的弊病之一。外匯脫離貿易供求關系的買賣，與買賣高風險虛擬金融產品沒有區別，從根本上來說，是國際貨幣市場和進入市場需要改革的部分。而要達到第二個條件實現人民幣完全兌換，或者說外匯市場上大規模交易人民幣，現階段對中國來說，風險顯然很大。
若嚴格遵循IMF舊規加盟SDR，“舊規則”可能成為人民幣進入SDR的巨大障礙。在最近一次例行成分貨幣調整時，IMF曾考慮將人民幣納入特別提款權貨幣籃，但最終被否決，原因正是人民幣“自由使用度”未達IMF標準。IMF第一副總裁約翰·利普斯基在一次與中國財經媒體的對話中表示，人民幣納入IMF特別提款權，是個漸進的長期過程。也就是說，按部就班達標后人民幣再考慮進入SDR，可能需要較長時間完成完全可兌換的制度變革。這樣會延緩國際貨幣體系的改革，對穩定國際經濟秩序不利，對中國的經濟穩定也是不利的。
人民幣加盟SDR還可嘗試第二個途徑，改革IMF關于成分貨幣進入SDR的條件，在不可完全兌換的情況下進入SDR。改革主要是針對第二項選擇標準。外匯買賣本身并不應該被無限鼓勵，外匯大規模炒作是現在國際貨幣體系制造危機的一大缺陷，應是SDR改革的對象。把缺陷當作條件來強調，缺陷就改不掉了。新定義的SDR成分貨幣功能，主要承擔貿易方面的支付功能和適當規模的套利資金，并不需要成分貨幣完全可兌換，達到現在外匯交易市場的貨幣交易規模。人民幣可以通過一些其他方法，實現部分可兌換，達到國際貿易支付規模和適當套利交易規模，不影響新SDR機制的運行。
筆者以為，現階段可以推動擴大中國香港人民幣債券市場、推動以人民幣計價的股票在香港特區掛牌、開設國際板股市三種海外人民幣直接證券投資或準海外直接證券投資方式的發展，增加人民幣的海外流動性，擴大人民幣的海外交易規模，這能有助于達到IMF總裁最近提出的、人民幣參入SDR的部分的完全可兌換的新指標。
另外，快速發展人民幣結算業務，也有助于實現人民幣部分可兌換的目標。有數據顯示，去年6月之前，海外公司在香港開設的人民幣結算戶口只有1.5萬個，現已達11萬個。去年12月底，香港特區的人民幣存款大概是3000億，人民幣貿易結算業務占到了香港特區去年全部在亞太地區的50%。充分利用香港特區的人民幣離岸市場優勢，推動人民幣結算業務發展，是擴大人民幣海外流通規模風險比較小的做法。
無疑，SDR的改革和人民幣參入需要有執行計劃。第一步是設計詳細可操作方案，并論證可行性。第二步，聯合G20集團中的利益相關國家達成對改革方案的共識，加強國際貨幣合作，共同修改共同推進。第三步，在國際貨幣體系的改革問題上與各方博弈，特別是不要輕易觸動美國在美元上的核心利益，但對改革“美元本位”的根本缺陷不能手軟。
IMF第一副總裁利普斯基說，SDR確切定義和貨幣構成是緊密相關的兩個問題，如果G20與IMF成員國決定擴大使用SDR，其后對貨幣籃子構成的討論才會變得順暢。如果五年一次調整的規則不變，人民幣進入SDR貨幣籃子最早也要在五年之后。中國有更多時間來做充分的準備，如果規則改變，SDR改革加速，相信人民幣部分可兌換的步伐也會隨之加快，對此，我們理應有前瞻性的研判和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