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從根本上解決民生和民富問題，必須從權利和尊嚴兩方面入手。
　　其一，必須充分認識到權利是實現民生和民富的前提和保障，黨和政府在工作中必須更加重視切實保障民眾權利。
　　要保障權利，首先必須確立不同社會主體權利平等原則。然而中國在實現市場化改革過程中，由于權利平等原則貫徹不力和雙軌制的現實，致使實行市場化的企業與勞動者成為被歧視對象。對企業的歧視體現在行業準入、稅收優惠等方面；對勞動者的歧視體現在薪酬、社會保障、養老保險等方面。這些不僅直接導致公民權利不平等，而且帶有明顯權利歧視和身份歧視。
　　其次必須建立和健全制約權力的機制。真正的權力制約機制包括權力制約權力機制和權利制約權力機制。所謂權利制約權力機制，是就社會（公民）與國家權力關系而言，由社會決定機制、社會參與機制、社會自治機制和社會議政機制構成。
　　社會決定機制解決的是國家權力來源問題。是社會決定國家，即經濟關系決定政治關系；是社會公民決定國家官吏，即人民是國家和社會的主人，國家官吏是社會的公仆。
　　社會參與機制解決的是國家權力產生的途徑問題。其形成是民主政治的根本標志。其要求是：社會中的任何公民都有權利參與國家政治管理和國家權力機構；社會中任何公民要想參與國家政治管理和國家權力機構，必須得到社會大多數人的同意和委托。
　　社會自治機制解決的是公民自己管理自己的問題。社會自治機制并不對國家權力直接制約，但通過各種自治形式，廣大公民直接行使當家作主的權利，培養當家作主的意識。這在國家權力與公民權利之間劃出了各自邊界，對國家權力形成了一種無形而有效的邊際約束。
　　社會議政機制解決的是公民監督國家權力問題。在憲法和法律的指引下，社會成員以多種形式和渠道，直接了解和議論國家政治事務。而國家法律必須切實保障社會成員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使每個公民能直接與國家對話。這能改變長期以來國家政治生活對普通民眾表現出的“彼岸性”。
　　一旦公民權利得到保障，廣大民眾的主體性就會彰顯，其積極性和創造性就會迸發出來。當下中國缺少的不是民眾解決民生和民富問題的積極性，而是切實保障公民權利、激發民眾自主解決民生和民富問題的體制和機制。
　　其二，必須充分認識到尊嚴是實現民生和民富的人格和身份，黨和政府應借助國家政權力量充分保障和維護普通公民的尊嚴。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在維護公民個體尊嚴方面取得重要進展，忽視個體的“共性”文化正日益向關注、尊重公民個體意志的文化轉換。近年來，從廢除收容管制制度，到禁止游街示眾，再到“不得侵害執法對象的人格尊嚴”，我國政府正一步步將尊重人格尊嚴作為重要的執政理念。
　　但從傳統到現代的轉換是一個長期過程，加之過分強調GDP的經濟發展方式影響，近年來有的地方政府在行政執法過程中忽視公民的人格尊嚴和主體身份，導致社會矛盾激化時有發生。典型案例有：暴力拆遷、對犯罪嫌疑人公開示眾、對上訪人員隨意關押勞教、對舉報人以“誹謗罪”予以拘捕等。這不僅是對執法對象人格尊嚴的侵害，也嚴重影響社會穩定、政府形象和執法公信力。
　　公民尊嚴是人權的重要內容。人只有活得自由、體面和尊嚴，才會以主人的身份和心態從事各項勞動，才會積極改善自己和整個社會的生存環境，民生問題和民富問題才能真正得到解決。保障人權是社會主義國家的題中之意，社會主義要以社會為本位，以社會的每一個人為主義，任何侮辱人格、摧殘心靈和身份歧視，都是與社會主義價值相違背的。（本文摘編自《學習時報》，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