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車私用現象是公車領域的頑疾。對此，公車監管制度以及相關職能部門，唯一應該做的就是致力于消除公車私用現象，讓公車回歸其本來的功能定位。而廣州市擬開放公車私用，即使有償使用，顯然也與公車改革的旨趣背道而馳。
　　毫無疑問，有償使用使公車私用獲得了合法性的外衣，毋寧說這是一個惡劣的先例。一個不能踏破的底線是，公車就是公車，其唯一功能就是辦理公務時使用，絕不能在收費的名義下，成為公私兩用車。正如，公款就是公款，不能因為你付利息，就可以挪用。公與私之間，橫亙著一條不可逾越、不能混淆的界限，即使貌似萬能的金錢，在此也絕不允許有縱橫捭闔的空間。
　　開放公車私用，本質上是對于公車私用亂象的妥協和投機，用金錢做橋梁，踏破公與私之間不能逾越的界限，行政倫理將因此而受創。一輛輛的公車，游走在公私之間左右逢源，縱然以收費相標榜，但在公眾的眼中，這樣的公車都難以再稱公車，其純粹性和功能性差不多已經等同于大街上的出租車。出租車要辦營運證件，要交稅，公車有償私用，算不算非法營運呢？
　　即使廣州市政府的確秉持著某種善意開放公車私用，請問又怎么去界定公車私用？靠一個GPS就萬事大吉？又何以去保證，官員們有償使用的金錢來自自己的腰包？凡此種種疑慮，都在證明一個事實，開放公車私用有欠審慎，效果不明，負面效應巨大。除了讓官員們可以不必再有所顧忌地公車私用之外，其他都是未知之數。
　　不論這樣的改革效果如何，它本身就是一條歧途。似乎標志著，政府對于正常框架下的公車監管，已經喪失了進取的耐心，開始因“勢”而“利”導起來，打著收費的旗號，向公車亂象舉手投降。其中掩藏的巨大的倫理陰影是，仿佛只要收費，只要能節約公車成本，無論什么樣的措施，都可以拿來使用。
　　可是，節約公車成本只不過是公車監管的題中應有之義之一，遠非全部。如果按照這樣的邏輯，那開放公車私用，向所有人開放豈不是更好，那就不僅僅是節約的問題，而是盈利的問題。然而，我們能這樣做嗎？
　　（摘編自《長江日報》2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