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國企報喜之時，也往往是央企紅利分配成為輿論焦點之日。2010年央企利潤破萬億大關，達到11315億元人民幣，再次引發社會關注——國企紅利如何才能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2月22日，在國新辦新聞發布會上，國資委副主任邵寧先生表示，“國有企業是屬于國家的，屬于人民的。它的利潤，內部人是不可能分掉拿走的。”對于“央企大多是占有公用資源來賺錢，但公眾并未從中分享到成果”的疑問，邵寧回應說，“國有企業的資產實際上屬于國家、屬于全體人民的一筆儲蓄，一旦以后國家需要錢，完全可以動用。這幾年，國家處于高增長時期，財政增收還很大，但今后不可能永遠這么高，而且中國還將面臨進入一個老年社會的問題，到那個時候，需要錢的時候，我相信這筆資產可以發揮很大的作用。”
這樣的說法從道理上講并沒有問題，卻為何甫一面世便引發熱議？原因在于，現實中，由于受到各方面限制，國有企業資產難以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全民儲蓄”。
首先，從市場化角度看，改制后的國企是市場主體，必須受到市場的檢驗。企業有企業的運作方式，其投資收益者是股東、是管理層，全然不同于只盡社會責任的社會機構。并且，許多國企是上市公司，要對投資者負責，國資委的理想是未來所有的央企都要上市，這就意味著所有的央企都會成為公眾上市公司，公眾上市公司主要對股東負責，而不是對社會負責。但目前的不少國資企業存在的一個問題是，在占用社會資源時往往強調國有資產全民享有的性質，而在紅利分配時卻往往強調企業的市場屬性與公眾公司責任，在改制時則往往以市場化的名義分到個別股東頭上——只要國有企業市場化與國有資產責權利不清，便會存在身份與角色的認同混淆，在談論市場效益時強調國企責任，在談論國企責任時強調市場化邏輯。
其次，國有企業資產難以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全民儲蓄”，還受到紅利上繳模式的限制。從理論上說，2008年開始央企在稅收之外開始上繳紅利，盡到了一定的社會責任。但問題在于，央企紅利處置權在中央國資委，從某種角度來說，仍是在內部流轉。數據顯示，2008、2009年國有資本經營預算支出1553億元，主要用在產業結構調整、技術創新、重組補助等方面。而2007、2008兩年，國企紅利調入公共財政預算，用于社會保障等民生的支出只有10億元。據國資委披露的信息，目前國有資本收益主要用在近年來支援災區建設以及投資戰略性新興產業上。前央企電動汽車聯盟獲得13億國有資本金注入，國家核電公司成立時也獲得40億國有資本金注入，未來還要提高到100億元。國資委表示，2006年至2009年國有資本收益1686億元主要用于支持中央企業自主創新和培育發展新興產業支出221億元（占13%）以及支持中央企業重組支出908億元（占54%）等方面……從這些信息中也不難看出，國有資本收益目前仍主要在內部流轉，較少用于社會公共資源。
最后，按照國資委的說法，國企利潤總額扣除上繳所得稅和歸屬少數股東的收益后才是可供國有股東分配的凈利潤，在按照《公司法》的規定計提法定公積金后才是企業上繳資本收益的基數。2006-2009年，中央企業合并報表實現利潤總額分別為7682億、10056億、6962億和8151億，而上繳資本收益的基數僅為3358億、4667億、3082億和3591億，平均為利潤總額的45%左右。這其中，央企利潤數據的概念沒有問題，但在數據中，成本到底是多少應當公開，讓人們能夠對國企資本收益與成本有一個大致的比較。沒有具體數據只說一個總數是遠遠不夠的。
更重要的是，將企業紅利用于再投資能否真正實現資產升值，考驗著國企的治理結構和經營水平，而在排除資源壟斷等先天“優勢”之后，國企是否具備這樣的能力，也并不讓人放心。況且，受到輿論普遍詬病的央企職工的超高待遇、福利，也讓人懷疑國企利潤其實有可能被內部人變相地分掉拿走。
去年年底，財政部下發文件，從2011年起，適當提高中央企業國有資本收益收取比例，央企上繳紅利比例分別調高至15%和10%，并將擴大中央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實施范圍。央企紅利更多，社會責任也就越大，此時改變紅利分配模式正當其時。重要的是，要代表全民公平地處置國企紅利，最好的辦法莫過于將紅利處置權交給財政部，由人大來最終決定紅利用于何處。這些變化，都將有助于讓國有企業資產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全民儲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