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行長周小川上周出席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時曾表示，抗通脹要運用所有貨幣政策工具。從周行長的話可以看出，一是盡管1月份調整了CPI權重，但增幅仍高達4.9%，通貨膨脹的壓力仍很大。二是要減緩通貨膨脹的壓力，貨幣政策將是最為主要的工具。而且貨幣政策工具的使用將是綜合性的，貨幣數量工具和價格工具，匯率及公開市場操作等工具會隨機而為。
對于通脹壓力，如果CPI繼續處于一種上升的趨勢，且導致CPI上升的原因沒有改變，那么想通過行政干預的方式來緩解通脹壓力很難奏效。
當前CPI高漲，主要是由于早前幾年流動性過于泛濫所導致的，是泛濫的流動性推動住房價格飆升經過多年傳導后的結果。這種背景下的CPI一旦上漲，單純的行政干預方式很難讓CPI立即下降。好在現在國家加大了樓市調控力度，信貸也在收緊，為通貨膨脹預期的管理提供了相對有利的背景，不過最后要顯現到CPI上來，可能會有一個相當長的滯后過程。
之所以這么說，首先是因為樓市調控本身需要一個過程顯效；其次，之前價格傳導的慣性還會起作用，勞動力工資上漲將不可避免，原材料價格上漲短期難有改變；第三，金融市場的利率上漲，又將導致各種要素價格上升；此外，由于當前的農產品價格上漲并非是供求關系變化導致的，通過增加供給及降低流通成本，難以持久減輕農產品漲價壓力。再加上外部因素的制約，即使政府能夠采取有效的政策來遏制CPI上漲，回落也需要一個相當長的過程。
基于以上原因，抗通貨膨脹已成為今年中央經濟工作的重點。此次央行強調通過貨幣政策工具對抗通貨膨脹，筆者認為思路是正確的，也只有這樣才能遏制CPI繼續走高。
在完全競爭及信息對稱的市場中，貨幣政策目標可以通過價格工具與數量工具的調整來實現。但由于金融市場是競爭不完全且信息不對稱的市場，需要通過一系列制度安排來保證，而任何制度安排又都是不完全的、并具有時滯性、滲透了行為主體的利益關系（因為任何制度安排都是某種利益關系的調整）。要減少制度因素對央行貨幣政策目標可能的干擾，央行對抗通貨膨脹的貨幣政策最為有力的工具就只能是價格工具了。比如，當前的樓市調整，央行的加息對其影響最大，而且這種影響是不受地方政府、商業銀行所左右的。
再比如，當前居民儲蓄存款活期化那樣嚴重，早些時候商業銀行面對虧損時也要搶占住房按揭貸款市場，這些都是價格工具在起作用。
因此，面對居民存款嚴重的負利率，面對嚴重的通貨膨脹壓力，面對當前的金融市場制度人為因素對市場的干擾，央行合理頻繁采取利率這個價格工具，將對收緊市場泛濫的流動性，對抗過高的通貨膨脹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因此，中央政府及央行既然有決心來對抗過高的通貨膨脹，讓通貨膨脹的壓力減緩，就得使用有效的貨幣政策價格工具。價格機制才是市場的核心所在。這就是本文對周行長的全面使用貨幣政策工具對抗通貨膨脹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