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和社會生活的平等、公正是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本質要求和特征，歷史早已證實近代國際體系下平等收入分配格局對后發國家經濟起飛及其可持續發展何其至關重要，而無論是從微觀機制還是從宏觀層次、無論是在生產還是消費環節來看，收入分配領域的平等、公正都是當今中國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關鍵。
無需否認，在太長時間里實施過于極端的收入分配平等要求必然產生眾多副作用，但走向另一個極端則必然削弱乃至鏟除經濟社會持續發展的根基。
經濟基礎會造就相應的上層建筑，收入分配過度失衡的受益者將力圖維持以往片面有利于自己的格局。上溯到改革初期，隨著“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成為黨和政府的政策導向，由于相應措施未能及時同步，中國社會凝聚力已經開始出現裂痕。正是在這個進程中，奢靡和鋪張似乎日益成為值得大張旗鼓炫耀的事物，以至于妨礙奢靡、鋪張生活方式者被某些人“理直氣壯”地抨擊為罪過，一個無視民生艱難、只知追求自己揮霍享受的新富群體“脫穎而出”，并與為他們的缺陷、過錯辯解的知識分子結成了同盟。
“張愛玲熱”在中國大陸興起之初，我就曾讀過一篇文章，文中講到新中國建國后，張愛玲有一次下館子點了一份蝦仁面，按自己老習慣把蝦仁吃掉，面一口沒吃就丟了，飯館中其他人都向她投來冷冷的目光，令她如芒刺在背。寫到這里，作者大肆揮灑筆墨嚴詞抨擊這種“壓抑”的社會氛圍，給當時還是學生的我留下了此生無法磨滅的印象，因為無論是我那出身地主家庭的母親，還是我本人，都無法認同張愛玲這種浪費寶貴糧食的舉動，更無法認同這位作者的抨擊，相信這也是絕大多數國人的立場。須知中國被近代西歐學者稱為“饑荒的國度”（Thelandoffamine），上世紀20年代至40年代，中國不止一次發生餓死數百萬上千萬人的大饑荒，其中1929年黃河流域各省大旱一次就造成災民3400萬人，陜西88個縣餓死250萬人，甘肅58個縣餓死140萬人；1920年至1921年華北四省區旱災和饑荒餓死1000萬人……以至于民國時的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JohnLeightonStuart）稱1949年前中國平均每年有300萬人至700萬人死于饑餓，人口學者統計的嬰兒死亡率高達17%至20%（侯楊方），人口平均壽命僅有35歲。具有如同那位作者那般思維方式的群體完全沒有資格成為中國社會的領導力量，時至今日，我們必須警醒而盡快亡羊補牢，遏制這樣一個群體經濟政治力量的增長。冷靜、客觀的高收入者不要把收入分配平等公正要求一言以蔽之曰“仇富”，因為這樣做能夠避免他們淪為社會怨憤的焦點。
盡管改善現狀困難重重，社會主義制度的本質和中國歷史文化傳統必然推動收入分配公正的優勢回歸。王紹光已經指出，與其它國家社會政策經歷漫長過程方才出臺不同，近年中國社會政策回歸公平在嚴重的貧富分化剛剛冒頭不久就開始出現，其發展速度和制度化之快舉世少有，這應當歸因于中國共產黨領導層和中國大陸國民的社會主義思想觀念。正值“全球經濟失衡”已成國際熱門話題、外部市場風險日益加大而國內社會矛盾日益加劇之際，讓我們致力于改善收入分配格局，這不是對“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全盤拋棄，而是揚棄，我們將在不斷的揚棄中螺旋上升。新近制定的《十二五規劃指導意見》確立了改善收入分配格局的重點地位，我們為此期待，我們也要為此而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