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微觀層次，從生產環節來看，收入分配的平等、公正都有利于激勵絕大多數勞動者的生產積極性，而不是僅僅激發一小部分所有者、管理者的積極性。
消費是生產的目的，正統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對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的概括是“用在高度技術基礎上使社會生產不斷發展的方法，滿足人民群眾不斷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近年來“全球經濟失衡”已成國際經濟界熱門話題，由于中國眾多商品產能已占世界百分之七八十乃至更高，繼續依賴投資和出口高增長拉動經濟增長的路子難以為繼，擴大消費問題日益突出。
而在宏觀層次，從消費環節和需求領域來看，收入分配的平等、公正對后發國家經濟起飛及其可持續發展的作用更為顯著。市場經濟的特點就是以需求為導向，以機器大生產為特征的近代經濟越發凸顯了這一特點；平等的收入分配格局在任何國家都有利于擴大有效需求總量，在發展中國家更有利于將有效需求集中于國內產業部門而非國外產業部門，從而令有限的消費需求最大限度地發揮拉動國內產業部門發展的作用。平等的收入分配格局之所以有利于擴大有效需求總量，是因為高收入群體邊際消費傾向較低，而中低收入群體邊際消費傾向較高。
在發展經濟學界，巴西經濟學家賽爾索·福塔多較早從需求結構角度詳細論述了收入分配不平等損害發展中國家經濟前景的命題。在1979年發表的《巴西發展模型》一文中，他提出，絕大多數窮國在經濟發展初期收入分配高度失衡，這類國家對工業品的需求幾乎全部集中在奢侈品上，因為窮人扣除食品和住房等生活必需品開支后幾乎沒有什么剩余，而汽車這類奢侈品要么依靠進口，要么由國內外資企業生產，因為國內企業和投資者既無足夠資本，也不懂如何生產這類較為高級、復雜的產品。由于這樣能夠維持對只有外國企業才能生產的產品的需求，外國投資者很愿意保持收入分配失衡；統治階層本身是這種格局的受益者，維護這種收入不平等的動機更強烈。
30多年過去了，賽爾索·福塔多的上述論述基本仍可成立。一個收入分配高度失衡的發展中國家，即使有幸進入經濟發展第二階段，掌握了絕大部分購買力的高收入階層也必然更傾向于來自發達國家的時尚、高檔、優質消費品，而不是本國不那么時尚、屬于中低檔、質量也相形見絀的商品。
在這樣一個國家，即使國內廠商有能力生產同類商品，也由于國內收入分配嚴重失衡、市場太小而無法取得規模效益，在開放市場的競爭中難以立足。而假如沒有國內市場的有力支持，一個發展中國家就無法實現趕超，只能跟在發達國家背后亦步亦趨，撿拾一點夕陽產業轉移的殘羹冷炙，形成欠發達的惡性循環。
相反，一個后發國家如能實現相對平均的收入分配格局，其購買力將更多地集中投向國內產品而非昂貴的進口品。這樣，一個國家收入分配較為平均，就意味著每種消費品的需求一旦出現就會迅速爆炸式膨脹，這既進一步強化了國內市場的規模優勢，也令在發現并滿足國內市場需求方面決策相對迅速的內資企業優勢更為突出。戰后日本社會收入分配平均程度長期為西方主要國家之最，正是這種較為平均的收入分配格局令日本以內資企業主導迅速完成了大件消費品的普及。1980年代，中國新銳思想家們爭先恐后對“平均主義”大興問罪之師，殊不知正是這種“平均主義”在新中國前期為國內制造業提供了足夠的消費市場，國內工業基礎從而得以建立；到得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中國市場家電消費熱潮興起，同樣正是憑借上述機制和當時的貿易壁壘，幾乎白手起家的中國家電行業迅速成長為可與西方同行同臺競技的巨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