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１１年出現的“用工荒”的顯著特征之一是，東部沿海勞動力輸入大省用工率先出現大量缺口，企業招工困難，這一態勢迅速蔓延至內陸傳統的勞動力輸出省（市），中國由區域性“用工荒”向全局性“用工荒”轉變，“勞動力無限供給”的時代真的漸行漸遠了。
一直以來，“人口紅利”都被認為是造就“中國經濟增長奇跡”
的重要源泉。據世行估計，“人口紅利”的結構性優勢對中國經濟高增長的貢獻度達到了３０％以上。然而隨著中國人口結構的轉變，中國傳統的國家盈利模式受到嚴重沖擊，中國的內生增長動力和比較優勢將發生深刻改變，中國要選擇“人口紅利”轉型作為推進經濟結構調整的突破口，實現戰略性轉變。
過去幾十年，中國經濟保持傲人的高速增長，“人口紅利”的貢獻功不可沒。從一般理解來看，“人口紅利”是指在一個時期內生育率迅速下降、少兒撫養比例下降、總人口中適齡勞動人口比重上升，而老年人口比例達到較高水平之前形成的一個少兒與老年撫養負擔均相對較輕、勞動力資源相對豐富的時期。世界各國的人口，不論是否實行計劃生育，都或遲或早會經歷人口再生產類型的兩次轉變：第一次人口轉變是從“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長率”轉變為“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和高自然增長率”；第二次人口轉變是從“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和高自然增長率”轉變為“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長率”。在第二次人口轉變過程中的出生率下降初期，由于人口再生產的慣性作用，出生率下降速度快于人口老齡化速度。在這一時期內，總人口呈現“中間大，兩頭小”的結構，勞動力供給充足，社會負擔相對較輕。人口撫養比的下降造就了更具生產性的人口結構，即充足的勞動力供給和高儲蓄率，為經濟增長提供了額外的源泉，從而形成一個勞動力資源相對比較豐富，對經濟社會發展十分有利的黃金時期。
統計數據顯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勞動年齡人口占總人口比重逐年上升，少年兒童人口比重下降，人口總撫養比從１９８２年的６２．６％下降到２００７年的３８．０％。２００５年后，人口總撫養比一直保持在４０％以下。對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增長的研究表明，中國總撫養比每降低１個百分點，導致經濟增長速度提高０．１１５個百分點。１９８２年—２００７年間，總撫養比下降推動人均ＧＤＰ增長速度上升２．４個百分點，大約對同期人均ＧＤＰ增長貢獻了２５％—３０％左右。
國際經驗也表明，所有的先行國家和地區，都曾經在一定的發展階段上或多或少地得益于“人口紅利”。被美國蘭德公司相關研究稱之為東亞奇跡和新大陸國家奇跡的是，１９７０年到１９９５年間，在東亞諸國超出常規的高增長率中，由勞動年齡人口高比重所做出的ＧＤＰ貢獻比例高達１／３至１／２。北美新大陸開發之初，人均ＧＤＰ增長率比舊大陸高出的部分中，９０％至１００％可以歸于富有生產性的人口結構優勢。
然而，“人口紅利”從來不是永久性的增長因素。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無法回避老齡化本身這一客觀的歷史必然。隨著人口結構轉變的完成，這種特殊的增長因素最終要消失殆盡，從事經濟活動的人口數量不斷提高而帶來的高生產率與高儲蓄率導致較高的資本積累現狀將不復存在。根據瑞銀研究，中國勞動人口增速將在２０１５年后進入下降通道，直接的“人口紅利”由此出現下降。
傳統意義上的數量型“人口紅利”的逐步消失，預示著僅僅依靠增加生產要素投入的方式將不能維系經濟的持續增長。在“劉易斯拐點”后勞動力供給不再無限的情況下，中國必須謀求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從人口大國邁向人力資本強國，積極提高人口素質，特別是在勞動分工、產業結構、就業結構，以及儲蓄、消費、投資、收入分配、社會保障等領域都需要做出深刻變革。
一般而言，“人口紅利”向“經濟增長紅利”轉化要通過四種機制：首先，勞動力數量增長讓社會總產出更低廉、更豐富；其次，勞動力的流動和資源配置推動勞動生產率提高；再次，有關改善勞動力的一系列投資，包括讓勞動者再教育、人力資本培訓，從而刺激投資和消費的需求；最后，勞動力和資本組合的優化，讓勞動力升級可持續。
然而，與發達國家不同的是，中國的“人口紅利”只通過前兩種機制發生作用。長期以來，我國由于較為豐富的勞動力資源供給和廉價的勞動力，企業得以克服資本邊際收益遞減規律的作用，以低廉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在國內外市場上獲得優勢，實現了較長時間的經濟持續增長。與此同時，也形成了過分依賴增加勞動、資本等生產要素投入的增長方式。可見，“人口紅利”在中國還只是停留在數量型發展階段。真正的質量型“人口紅利”的實質是由于人力資本積累，人力資源開發以及勞動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使經濟發展的成果通過促進人力資本形成，轉化為經濟可持續的增長。
從這個意義上而言，中國第一次“人口紅利”的消失并不可怕，反而能成為中國經濟發展轉型和社會發展轉型的倒逼機制。為此，在總體布局上，必須樹立人才資源是第一資源的觀念，把人力資源建設作為經濟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避免陷入低收入—低教育投入—低可行能力—低收入的“惡性循環”。注重發展有利于增加就業含量和開發利用人力資源的經濟產業和生產服務領域；在要素投入上，注重通過人力資源的充分開發利用來促進經濟增長；在目標導向上，把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過程變成促進就業持續擴大的過程，把經濟結構調整的過程變成對就業拉動能力不斷提高的過程；在具體安排上，加大教育制度、就業制度、戶籍制度和養老保障制度的改革，為人力資本可持續發展掃除制度障礙，具體而言就是：通過教育質量提升提高勞動生產率，保持和延伸中國產業的競爭優勢，通過養老保障制度安排創造新的儲蓄源泉，以及通過勞動力市場制度安排，擴大人口老齡化時期的勞動力資源和人力資本存量。因此，“二次人口紅利”再造，將會通過加速人力資本形成、產業結構升級、技術進步以及社會建設對經濟增長的溢出作用，推動中國發展方式由粗放型的斯密增長向熊彼特式的內涵增長、發展階段由“生存型階段”跨入“發展型階段”的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