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依然具有指標意義的GDP排名再度左右世界主要經濟大國神經的時候，英國博彩公司立博(Ladbrokes)日前居然向博彩者推出一種產品，打賭中國將在2020年前超越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經濟體。一向極具戒備心理的日本人更是渲染中國躍居世界第二經濟大國表明全球力量的轉換。日本智囊還認為，中國經濟超越日本，真正擔憂的是美國。
　　不過，在今日中國，無論是經濟學家、市場人士還是普通網民，對GDP概念已不像十年前那樣敏感了。大家更多時候感覺到的是生活壓力的加劇。筆者倒是覺得，一向負有經濟信息披露重任的國家統計局除了按照三次產業結構分析中國的GDP之外，還應多從經濟增長的內生性、有效性以及內外資在經濟增長中的比重等方面，來剖析中國如今將近6萬億美元的GDP，有多少是經得起產業回流和資產泡沫破滅打擊而可以留下來的？近日，內地游客頻頻赴我國港澳地區超市掃貨的現象，說明中國內地經濟高速增長的福利效應并不顯著，或者說，基于這種經濟增長路徑的財富積累與分配存在較為嚴重的不公平。
　　假如把幾串數字放在一起分析，我們對今日中國經濟增長成就的認識會更客觀。中國去年的經濟產出達到5.88萬億美元，稅收收入也實現穩定增長，達到7.73萬億元，但普通百姓更為關注的社保基金缺口至少在10萬億元。再看收入分配情況，據世界銀行的報告，以綜合衡量居民收入分配差異狀況的重要分析指標——基尼系數來看，過去30年里，中國的基尼系數由0.28上升到敏感的0.47，如果得不到有效控制還有可能繼續上升。
　　筆者認為，唯有有效經濟增長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常態，且基于這種增長路徑的財富積累能夠有序轉化為民生福利，中國經濟“超日趕美”才會有實質性飛躍。
　　經濟起飛先于中國數十年的日本，早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即實施了為期10年的“國民收入倍增計劃”，不僅大大增加了底層百姓的收入，而且這場消費者革命還成了日本經濟發展轉折點；加上日本在技術追趕方面的不懈努力，其結果，統計資料顯示，從1960年到1973年，日本人均實際國民收入甚至增加了兩倍，失業率也保持在1.1%至1.3%的低水平。至于韓國之所以能用12年時間就成功越過“中等收入陷阱”，也與韓國執行的以技術創新為引領的國家發展計劃密切相關。可見，各國擺脫“中等收入陷阱”的路徑可以不一樣，但技術進步、服務政府和對民生福祉的高度關注是普遍的要素。
　　中國目前正處于人均GDP在900至11000美元的中等收入階段的中低端。這既是中國經濟邁向更高階段的新起點，也可能是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臨界點。我們也許能在十年內將經濟規模做大到十萬億美元，但業已出現的部分領域突出問題，使得我們必須格外警惕有可能遭遇的“中等收入陷阱”。如果不能有效制止收入分配格局向政府和企業特別是少數富人的傾斜和集中的偏向，不能改變可供民眾分配的最終財富較少以及民眾消費的產品高度市場化的格局，在制造業基礎不很鞏固且金融體系并不健全的情況下，就將經濟發展的著力點放在風險極大的房地產領域，則不僅難以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真正轉型，亦很難承受得起一場金融危機的沖擊。世人皆知，日本在泡沫經濟破滅之前就已建立了較為完善的社保體系，且在資產泡沫破滅后的20年中，始終保持著貿易順差，豐田、日立、松下等超級企業的出口利潤為日本銀行業消化不良債權提供了支撐，為日本經濟走出長期衰退創造了條件。而且，日本數萬億美元海外資產可觀的年收益又大大增強了日本金融體系的修復動力。當今中國，經濟不僅存在著嚴重的內部失衡，外部失衡亦很嚴重，在這種約束條件下，必須格外小心資產泡沫膨脹之后引致的系統性經濟風險。
　　欣慰的是，中國已初步具備實現有效財富增長向民生福利有序轉換的基本物質條件，也有了相當的財力來支持建立初步覆蓋全社會的社會福利體系。只是執行難一直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進程中遲遲沒有解決的通病。因此，未來一段時期，為防止中國經濟由于大的經濟波動而再次拉大與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我們必須力求通過產業調整與技術進步打造新經濟增長模式，積極提高資本積累，努力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另一方面，亟須拿出一套優化的國家發展戰略，以確保經濟成功轉型，實現微觀個體的福利水平與國力和財力的同步提高。
　　中國應該，也完全可以在戰略轉型與福利增進中構建中國版的福利經濟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