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購令”被當成今后一段時間內樓市調控的“重武器”。據《新京報》披露，今年實行“限購令”的城市將增至７２個。毫無疑問，“限購令”要加碼：一方面是更多城市要出臺“限購令”，擴大實施范圍；另一方面，已出臺“限購令”的城市可能更新或升級自己的限購政策。
　　盡管“限購令”有用，但我認為不可過于依賴，最終還是要靠制度性調控和深層次改革來實現房價回歸。尤其是，“限購令”不能只看實施城市數量的多少，更要看“質量”。所謂“質量”，不但要看限購政策本身的約束力度，政策是否完善，還要看政策執行情況。我之所以認為更要看“質量”，是因為很多地方政府本不愿出臺“限購令”，是迫于上面壓力而出臺的，本意是為了應付差事，而不是為了樓市降溫。
　　眾所周知，由于１９９４年分稅制改革后地方政府的事權與財權不匹配，很多地方長期依賴于土地財政和房地產稅費，賣地收入占財政收入一半以上，房地產稅費有６０多種。某些地方政府因此不但不積極配合宏觀調控，甚至還成為宏觀調控的最大阻力。所以說，不排除某些地方官員為了避免被約談而出臺應付政策。
　　去年出臺的“限購令”難以阻止樓市上行態勢，除流動性過剩、強大的購買力等因素推高房價之外，恐怕也與“限購令”不太給力有關。我以為，“限購令”不給力分兩個角度來看，一是政策本身漏洞百出難以發揮限購作用；二是有的地方限購政策看上去很給力，但執行環節打了折扣，不給力。
　　據我觀察，盡管去年出臺的“限購令”對個人購房者的家庭、納稅情況、社保交納做出了諸多規定，但依然存在不少共性問題，例如，以公司名義購房不受限制，假離婚證、假身份證可規避限購，一次性補交社保可規避“限外條款”，涉外婚姻家庭購房有漏洞可鉆等等。
　　長期以來，樓市調控就存在“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現象，“對策”之所以多，根源還在于政策不完善。因此，要想用好“限購令”，不能完全指望地方政府制定嚴厲、嚴謹的政策，關鍵還在于國家有關部門指導地方政府制定“限購令”，或者出臺全國版的“限購令”，作為“國八條”的配套政策。更重要的是，“限購令”是公認的臨時政策，還需要治本之策來改變市場預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