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二五”規劃中，我國將經濟轉型提到了前所未有的戰略高度，但經濟轉型的同時，必須加快金融轉型的戰略推進。金融最基礎的作用是與實體經濟相匹配，為實體經濟服務，促進實體經濟發展。創造一個刺激內需的長效機制，或者推動自主創新和科學發展，都必須依靠本國金融業的全面發展和創新，都需要將其放到總體金融戰略層面來加以考慮。
全球金融危機很可能是中國金融業發展的一個戰略拐點。在全球金融重建過程中，必須堅持金融機構的去杠桿化，防止虛擬經濟過度膨脹，避免金融經濟再次偏離實體經濟的實際需求，實現金融體系建設目標從資金籌集型向資源優化配置型的轉變。
中國經濟當中的很多矛盾性問題與金融發展弱勢有關。金融發展通常是規模擴張、結構多樣化與效率提升的動態過程。改革開放以來，為了服務實體經濟改革，我國金融改革更多關注了金融體系融資功能的發展，而忽視了其應具備的更深層次的資源優化配置功能，中國金融發展呈現為結構失衡和低效率的狀態，不能適應經濟轉型的內在要求。
首先，現有金融體系偏好于資本密集型工業經濟的發展，這是導致流動性過剩的制度因素。我國以銀行信貸為主的融資體系決定了制造業和基礎設施發達，而科技產業和服務業相對落后。企業必須擁有足夠的固定資產甚至存貨作抵押，以及足夠的現金流以確保還本付息，才能從銀行借到錢。普通制造業在我國早已產能過剩，因此企業必須出口，從而造成貿易順差加大，人民幣面臨升值壓力，這種升值預期進一步導致國際游資流入，流動性加劇。而科技企業既沒有多少固定資產，創業初期也沒有現金流；服務業有現金流，但缺少固定資產，因而它們難從銀行得到貸款。
此外，我國金融體系過于倚重間接融資方式，金融體系流動性不能迅速轉化為實體部門的投資。流動性問題的解決不僅需要站在銀行體系角度，更要放在我國經濟結構轉型及產業升級。這種轉型和升級中所需要的對人力資本、知識、技術的投資都離不開金融體系的支持。這需要市場、機構和產品的創新，形成有效解決信息不對稱和風險分散承擔的機制。
因此，中國金融業必須整體布局，優化金融體系結構，促進金融轉型與實體經濟轉型相匹配。應該說，中國要成為金融大國、金融強國，還有很長的路要走。近年來中國金融改革取得了重大成就，國內金融機構的資本充足率、治理結構、盈利水平等方面，都有了較大提高。但不可否認的是，我國金融業總體還處于潛化階段，金融體系資本利用效率不高，金融機構競爭力弱，缺乏金融資產的科學定價體系和機制等，制約中國金融的發展。當前，可以因勢利導推動金融體系由間接融資主導向間接融資與直接融資并舉的結構性轉型，金融類型由一般商業金融向商業金融、能源金融、農業金融、創業金融等政策性金融并舉的業務轉型，都是推進中國金融深化的發展方向。
積極構建面向創業／創新經濟的金融體系。利用充沛的流動性，積極實施科技成果“資本化”戰略，是當前應重點考慮的問題。我們把有利于創新和創業、有利于產業自主創新的金融體系理解為創業金融體系。作為國家的戰略投資體系，創業金融體系通過運用政府財政投入、企業研發和產業化投入、創業風險投資、銀行信貸投入、資本市場融資和科技基金等手段，發展面向創業企業的債券市場；構建以創業板為主導的創業資本市場循環機制，為創業企業融資構建由政府種子資金、天使投資資金、創業投資資金、金融機構信貸資金和資本市場資金相互協調的資金投入鏈條，全方位地為成長型企業提供金融支持。
引導過剩金融資源向福利部門和研發部門投入。治理流動性過剩，短期相機抉擇的政策安排和長期金融結構優化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金融結構優化需要兩個制度基礎，分別是社會福利制度的完善和鼓勵企業研發的財稅制度。通過完善社會福利制度，消除人們對將來不確定性的隱憂，從而把個人可支配收入中的相當比例投入消費。消費的增長可以促使原本退出流通的窖藏貨幣重新投入實體經濟運行當中，從而一定程度上消除流動性過剩，同時能保持經濟的合理增長速度。
促進中小型銀行體系的建設。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都通過設立專業金融機構對中小企業提供信貸支持。法國的中小企業設備貸款銀行、加拿大的聯邦企業發展銀行、韓國的中小企業銀行等等，都是政府設立的專門用于支持中小企業融資的金融機構。根據我國實際情況，我們可建立有利于促進中小企業發展的中小型銀行體系。由于中小型銀行具有很強的地方性，與當地中小企業有著更多的直接接觸，尤其是小型地方銀行與一些中小企業本身就有產權關系，內部有著更好的激勵和約束機制。因此，在直接融資受到限制的情況下，可通過組建更多的中小銀行來舒緩大銀行的流動性過剩。
大力推進金融業對內開放力度，引導民間流動性(私募資金)向創業投資、產業投資集聚。加快發展產業投資基金和創業投資基金，促進居民儲蓄轉化為實業投資。在流動性過剩周期，我國還應加大本土私募資金的實業投資轉型，使具有政府背景的私募基金更關注有助于提高國家核心競爭力的戰略產業投資和競爭性行業的投資。
積極修正涉外經濟金融政策。一是對外資進入要按產業設置結算門檻，對經常性貿易要在產業、時間、數量上設置門檻；二是引導FDI流向，讓新進入外資增量升級到高新技術產業、制約經濟發展的“瓶頸”產業以及產業鏈中研發、設計、品牌和關鍵零部件等環節和現代生產服務業，在為本土企業發展騰出空間的同時，促進我國勞動密集型產業向資本技術密集型產業升級。當前中國金融已經肩負起促進中國經濟轉型新的使命，只有金融轉型與實體經濟相匹配，中國金融才會獲得更大空間，經濟轉型也才會煥發出更大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