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質疑香港的“不文明”和“法律環境”的同時，是否想過：強迫游客購物的僅僅是香港嗎？不文明的社會又何嘗不在我們身邊？我們遭遇更多的內地旅游市場又有著怎樣驕人的法律環境呢？
    恐嚇要挾辱罵怒斥，香港導游逼內地游客購物的“阿珍事件”剛平息，香港導游界又起風波。2月5日，香港九龍土瓜灣發生一起香港女導游和內地客發生肢體沖突事件。7日，九龍城裁判法院裁判官判每人罰款1000元及守行為一年，其間不得干犯暴力及威嚇有關的罪行。
    曾幾何時，香港不僅是繁華都市的典范，更是法治昌盛的典范，香港人樂善好施、克己守法，注意文明禮貌，懂得國際禮儀，向來是華人世界優秀公民素質的榜樣。然而，就在這樣一個令人神往的法治圣地，竟然一再出現悖逆法治的沖突事件，難怪引發內地民眾的不滿。
    這樣的個案或許反映出香港旅游業欠規范的現狀，但我們在表達不滿的同時，其實存在著一個“香港優于內地”的先驗性判斷，正是因為發生在香港而不是內地，所以才讓人感到驚嘆甚至不可容忍。不妨設想，假如類似案件發生在內地或是香港的近鄰深圳，是否還具有這樣典型的個案效應？這種“內丑不足道”的邏輯本身，我以為更值得檢討。
    聰明的人在看到別人的弱點時，總會反思到自己的不足。在質疑香港的“不文明”和“法律環境”的同時，是否想過：強迫游客購物的僅僅是香港嗎？不文明的社會又何嘗不在我們身邊？我們遭遇更多的內地旅游市場又有著怎樣驕人的法律環境呢？相信每個有過旅游經歷的人都有體會，內地的旅游市場同樣混亂甚至更為無序。合同上標明的待遇條款，總是被不起眼的格式條款所規避，吸引游客的“三星級酒店”，永遠會被他們所隨意解釋的“準三星級酒店”所取代，至于旅游途中的購物安排，則更是連哄帶騙、花樣百出，對于這樣的“花錢買氣受”，難道僅僅因為是發生在內地，我們就該一直“忍氣吞聲”了嗎？
    在認清自身不足的同時，我們還應反思整治旅游市場的思維方式。于我們的思維模式里，一旦出現類似的個案警示，政府勢必采取強有力的干預手段，一些違規操作見利忘義之徒也定會懾于行政權威而暫時蟄伏，旅游市場自然能得到短期內立竿見影的治理功效。與內地不同，香港的治理似乎另有邏輯。“阿珍事件”發生后，雖然港府也十分關注，但卻是由香港旅游業議會推出“十大指引”。嚴厲的措施本是“重點治亂”的形勢必然，但這十大指引尚未實施就引發強烈反彈，1月9日香港導游總工會還發起1700名導游和旅游巴士司機集會及游行到政府總部表達不滿，稱其為“十大酷刑”，要求暫緩推行。
    上述難以想象的治理怪象，或許正契合了法治化行業自治的邏輯。因為旅游市場的法治化并非單純確立在行政干預基礎上，更重要的是需要在利益充分表達平臺上，實現利益各方的妥協與共識，最后確立、修繕相應的規則，實現行業自治。如此看來，無論是此前的游行還是這次的個案，或許只是香港旅游業實現自治的必要代價。真若如此，內地難道不該從中學到點什么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