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掙錢，天經地義！你拖欠工資就沒有良心！”人社部一位同志的疾呼言猶在耳。而更鼓舞人心的，是各地各部門保障農民工工資支付的切實行動。自去年以來，人社部等四部委組成聯合督查組赴津、冀、遼等１０個省份檢查農民工工資支付情況，北京市為3.9萬名農民工追發工資1.7億元，新疆各級工會清欠農民工工資5.3億元，江西兩個月內為5萬多名農民工追回工資及賠償金逾7500萬元……最新數據顯示，2010年欠薪企業數量、涉及勞動者人數和欠薪金額，都比往年下降。
　　但也應該正視，臨近年關，欠薪現象仍在一些地方不同程度地存在。這些個案時刻警醒我們，雖然經過集中整治，大面積的欠薪現象已得到有力遏制，但破解這一難題依然需要艱苦的努力。
　　表面上看，欠薪問題屬于勞資糾紛，但問題的解決，往往不像勒令企業老板立馬給錢那么簡單。事實證明，每一份工資要進入農民工的腰包，并不容易。以欠薪問題最為嚴重的建筑行業為例，不簽勞動合同的用工方式，使農民工陷入維權陷阱；層層轉包的承包模式，使農民工處于利益鏈的最末端；墊資施工的運作模式，使農民工工資成了“連環債”中最脆弱的一環；項目結束才拿錢的結算方式，使農民工從一開始就進入“被拖欠”狀態。
　　“欲流之遠者，必浚其泉源。”治理欠薪問題，不能頭痛醫頭腳痛醫腳，而應深挖現象背后的深層問題，從源頭上進行治理，依法維護農民工權益，以制度代替突擊，以“護薪”取代“討薪”，方為治本之策。
　　事實上，從制度層面破解欠薪難題已經成為各地的創新實踐。北京推行勞動監察“網格化”管理模式，上海完善勞動關系預警和應急處置機制，南寧、廣州等地建立舉報投訴制度、工資保障制度，成都實施“權益信息卡”和“工資銀行卡”等監管機制，都以不同形式開通了農民工拿到工資的“綠色通道”，拓展了保障權利的救濟渠道，值得總結和借鑒。
　　從目前看，各地治理欠薪，大多倚重行政力量，法治力量的運用還大有可為。比如，農民工在與欠薪企業的利益博弈中，明顯處于弱勢地位，由于法律等維權渠道存在的問題，“告他拖不起”成為農民工難以承受之重。而欠薪者的違法行為所付成本與其所獲豐厚利潤相比，只是九牛一毛，助長了“欠他玩得起”的心態和行為。
　　有鑒于此，迫切需要在法律制度上作出調整完善，簡化勞動爭議案件的處理程序，降低農民工的維權成本；同時加快立法步伐，打造“惡意欠薪入罪”等“撒手锏”，大幅提高違法欠薪成本，使惡意欠薪者得不償失、寸步難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