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中國對外貿易集中于發達國家和地區不同，業已納入官方統計的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多數集中于發展中國家和地區，而中國投資也恰是在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受到了最熱烈的歡迎，以至于有的國家駐華大使到中國上任之前，總統和外交部長召見他談話時說出了這樣的話——“衡量你工作成績的唯一標準就是看你從中國拉回多少投資。”
在中國國內成本上升趨勢日益顯著的環境下，預計中國制造業企業赴海外發展中國家尋求廉價勞動力和土地的沖動將越發強烈。
2009年末，中國在發達國家（地區）直接投資存量181.7億美元，僅占同期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總額的7.4%。在2009年末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前二十位國家（地區）中，僅有美國、盧森堡、加拿大、德國、英國五個標準的發達國家。從賬面統計來看，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分布以亞洲、拉丁美洲最為集中。2008年末，對亞洲、拉美的中國直接投資存量分別為1313.2億美元、322.4億美元，分別占總量的71.4%和17.5%。特別是擁有地緣和人緣之便的亞洲，吸收的中資境外企業數量最多，中國直接投資存量最高。2009年末，中國在亞洲地區設立境外企業數量超過6800家，占52.7%。但在資源投資和東道國寬松市場準入政策的作用下，對非洲的直接投資近年來增長最為顯著。2008年，對非洲直接投資54.9億美元，比上年增長249%，推動在非洲直接投資存量提高到78億美元。2009年末，對亞洲、拉美和非洲的中國直接投資存量分別為1855.4億美元、306億美元、93.3億美元，分別占總量的75.5%、12.5%和3.8%。
發展中東道國的成本優勢不可否認，但任何事物都具有兩面性，任何一種優勢都往往會帶來一些劣勢，忘記了這一點，我們在跨國經營和對外投資運行過程中就會遇到很多問題。因此，我們的對外投資，需要跳出片面追求低廉人力、土地成本的誤區。
在那些人力和土地成本比較低廉的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相應的問題是什么？就是其國內市場規模小，經濟總量較小，宏觀經濟穩定性較差。切不可以為宏觀經濟穩定性差帶來僅僅是這個東道國的本幣會經常貶值的風險，從而進一步放大其成本優勢；這其實還帶來這個東道國的政治性風險和匯率等商業性風險上升的可能。
不妨看看越南的例子。越南近年來是全世界最引人矚目的新興市場經濟體之一，2009年是全世界僅有的12個經濟增長國家之一，人均GDP（按美元現價計算）已達1132.6美元，從而躋身中等收入國家行列，其經濟增長的光彩堪稱耀眼。然而，越南又是罷工潮高發國，員工流動性超高。根據我國臺灣地區駐越南代表處提供的越方統計資料，2007年全年越南共發生罷工400余起；而《華爾街日報》援引的越南官方統計表明，2008年一季度越南發生罷工300次左右，幾乎是上年同期紀錄103次的兩倍。盡管越南新《勞動法》規定，工人如非法離開工作崗位，很有可能要向雇主賠償損失，但罷工事件總體上仍有增無減，不少在越外資企業深陷罷工困境。
越南紡織業工會的統計數據顯示，在一些待遇較好的大型紡織企業，工人變動比例為15%至20%，一些中小企業工人變動比例為20%至30%，一些外資企業此項比例竟高達40%。
越南為什么會成為罷工潮高發國？關鍵原因就是其宏觀經濟穩定性雖然高于其他同類發展中國家，但抵御輸入性通貨膨脹等外部沖擊的能力較弱，勞工群體實際收入和生活水平等波動性相應較大。1992年至2001年間，越南消費者價格指數年均上漲8.6%，2002年至2009年的歷年漲幅分別為4.1%、3.3%、7.9%、8.4%、7.5%、8.3%、23.1%和6.7%，均高于亞洲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的平均水平，接近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區水平。為維持出口價格競爭力，越南政府表現出了較強的本幣貶值傾向，但這又加大了輸入性通貨膨脹的壓力。在這樣的高通脹環境下，為了維持實際收入和生活水平，工人們很容易訴諸罷工手段以爭取加薪，或是頻繁跳槽。為減少罷工潮，降低工人流動過高帶來的人力資本流失和風險，企業不得不選擇提高工資、增加補貼來吸引工人，越南政府也屢次提高最低工資標準，敦促、引導企業向這個方向發展。2010年年初，越南將外資企業工人最低月工資標準提高至134萬越盾，這是越南政府自2003年以來第六次提高最低工資標準。
我們的企業要想進入這樣的國家直接投資，從事實體經濟部門生產運營，如果僅僅看到賬面上的人力和土地成本低廉就貿然決定進入，而對這些由于宏觀經濟穩定性差而造成的隱性成本沒有充分認識，其負面后果可想而知。
中國企業“走出去”，要有熱烈的心，更要有冷靜的頭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