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第4季度，隨著美歐等主要經濟體進入復蘇期，世界經濟的基本面得到有效支撐。但在總體復蘇的背后，由于主要經濟體國內經濟形勢和國際經濟地位的差異，主導國家間的宏觀經濟政策出現差異化和不對稱性，甚至形成了逆向調節，從而加劇了發展中國家宏觀調控的復雜程度，并在全球范圍內形成了明顯的輸入性通貨膨脹壓力。
(一)美聯儲的第二輪定量寬松政策與過量美元輸出
2010年11月3日，美國啟動了規模為6000億美元的第二輪定量寬松貨幣政策。政策的影響共分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是美聯儲以美國中長期關鍵期限國債為對象連續在8個月內投入6000億美元。通過對關鍵期限國債大規模的投入流動性，可以有效的降低關鍵期限國債的收益率情況，從而推動市場中長期利率曲線下移，穩定市場對中長期利率的風險預測。第二階段是美國國內金融市場獲得基礎貨幣后，增強了對美國實體經濟的支持力度。第三階段是沉淀在美國國內金融系統內部的基礎貨幣開始通過金融、投資和貿易渠道流向國際市場，給世界經濟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帶來明顯的擾動。第四階段是國際市場上的資金回流階段。新興發展中國家和大宗商品出口國的國際收支盈余通過購買美國商品和服務，或者是購買美國國債或其他形式的證券資產回流美國，進而轉化成對美國金融市場和實體經濟有效支撐力量。
因此，美聯儲第二輪定量寬松貨幣政策可以有效改善美國金融市場狀況和實體經濟的基本面，但有害于美元和美國經濟的長期利益，并對世界經濟輸出了通貨膨脹。
(二)歐元區債務危機的糾正與歐洲央行的擴張性貨幣政策
歐元區債務危機是典型的主權債務危機，但導致其集中暴發并大規模蔓延的原因并非僅僅由于危機國家國內經濟政策的失誤，歐元機制內部的兩大失衡是導致這場危機的最主要原因。
第一類失衡是全球金融危機背景下美歐的政策資源的失衡。在次貸危機暴發的情況下，美國政府一方面迅速啟動了規模龐大而形式多樣的財政支持政策，另一方面及時推動美聯儲擴張資產負債表，推行“大規模資產收購計劃”。而歐元區國家則難以借助貨幣政策的力量來向金融市場和實體經濟提供支持，歐洲央行拒絕了歐元區邊緣國家提供國債融資的要求，使得歐元區國家在抵御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中處于政策的跛行地位。第二類失衡是歐元區內部主導國家(核心國家)和邊緣國家間的權利失衡。主導國家可利用投資、貿易和政府債務等手段向邊緣國家轉移危機和轉嫁風險，并導致邊緣國家的經濟資源和金融能力向主導國家轉移。因此，歐元區債務危機的直接誘因既包括邊緣國家自身經濟運行和政策調控中的內在缺陷，又受到主導國家風險轉嫁的巨大影響。
盡管歐元區債務危機仍在延伸發展，繼希臘之后，愛爾蘭、葡萄牙也瀕臨危機的邊緣，西班牙和比利時也在不同程度上表現出了危機的風險累積，但可以預見，隨著兩個“失衡”得到支撐和解決，2011年上半年歐元區邊緣國家的債務危機將逐步平穩，國民經濟運行逐漸恢復正常。值得注意的是，區內國家的消費需求難以在短期內得到恢復，歐洲央行事實上的擴張性貨幣政策開始形成。
(三)中國宏觀經濟政策的逆向調整與輸入性通脹壓力
在當前調控中，我國的主要政策方案與美歐形成了逆向調整，一方面加大了我國宏觀經濟形勢的復雜程度，另一方面極大增加了我國宏觀經濟政策自主調整的困難。由于國內經濟政策的自主性受到限制，政策實施的具體效果也形成了波動和不穩定性，在美歐等國家寬松貨幣政策的推動下，第4季度我國輸入性通貨膨脹壓力急劇增大，外部價格沖擊成為影響宏觀經濟平穩運行的重要因素之一。
在大量流動性進入到國際大宗商品市場后，主要國際大宗商品的價格和化工原料的價格開始迅速上漲，我國國內市場也受到直接的影響，輸入性通貨膨脹壓力迅速上升。
過多的國際流動性在直接加大輸入性通脹壓力的同時，還加大了我國及其他新興發展中國家的資本市場的泡沫。特別是我國逆向宏觀調控政策形成后，國際游資通過各個渠道加大對我國資本市場的滲透。根據國家外匯管理局的最新數據，截至2010年9月，我國新增外匯儲備2330.82億美元，而第4季度單季實現新增外匯儲備1989.97億美元，超過前3季度的85%，增速明顯上升。在外部流動性加速進入的情況下，我國基礎貨幣投放速度也相應加快，盡管受到加息等從緊信號的影響，但資本市場泡沫累積很快，甚至出現了過度波動的情形，在進一步加大通貨膨脹預期的同時，強化了我國經濟的脆弱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