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新民晚報》報道，從今年2月1日起，重慶將正式實施酒后駕駛與機動車交強險費率聯系浮動制度，酒后駕駛將導致交強險費率上浮，最高上浮幅度可達60%。這意味著酒后駕駛違法行為除了要接受法律制裁外，還將付出更多的經濟代價。
　　“酒駕”及其所造成之損害，是汽車時代所難以避免的社會問題。在法律的范圍內，對酒駕進行嚴懲是沒有任何爭議的。但酒駕與交強險費率聯系浮動機制設置的合理性卻要打問號。
　　從“交強險”，到“扣分”、“扣駕照”，再到“罰款”、“拘留”，“酒駕”非但沒有被遏制住，反而如野草般瘋長。所以，筆者以為將“酒駕”與交強險費率聯動起來固然是遏制“醉駕”的一種措施，但絕不是唯一的手段。如果說遏制“酒駕”是國家的政治或者法律行為，那么民事、經濟、行政和行政責任顯然比“酒駕”與交強險費率聯動起來“給力”得多，提高民事賠償和罰款額度或者治安拘留、勞動教養，甚至醉駕入刑皆屬于法治的范疇。如賠償歸受害人，罰款則上繳國庫。用商業的手段將“酒駕”與交強險費率聯動，由此增加的保險費卻進入企業的“腰包”。所以，將“酒駕”與交強險費率聯動，既違反行政處罰法和公平交易原則，其合法性也值得商榷。
　　筆者以為，交強險從誕生那天起，就“緋聞不斷”。將“酒駕”和交強險聯動起來，很難說沒有牽扯到經濟利益。將“酒駕”與交強險費率聯動起來固然在客觀上增加了違法者的違法成本，但車主與保險人在本質上是民事合同關系，保險人提高保費屬于合同變更行為，未與車主協商而單方變更，顯然與《合同法》合同內容變更需協商的原則相悖，保險人“找個理由就能漲價”是否有點太霸道了呢？有關部門未經聽證或者公示程序就將“酒駕”與交強險費率聯動起來是否也涉嫌利用行政權力為交強險提價、為保險人謀利呢？
　　交強險屬于非盈利的公益性險種，但據說“不盈利、不虧損”的交強險每年有超過400億元的暴利，公益險種實際卻并不公益。據預測，到2020年，我國私人汽車的數量或將超過一億輛，但是我國的相關立法卻明顯落后。筆者以為，“酒駕”需要嚴懲，措施方法也很多，但將“酒駕”與交強險費率聯動起來的做法不管表面的措辭如何華麗和委婉，恐怕皆難以掩飾變相斂財的企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