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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地方２０１１年ＧＤＰ預定數據的關注近來逐漸增多，細心的媒體檢索已公布數據的各個省市，發覺除少數地區外，大部分地區的目標數據，都表現出不小的亢奮。而之于“十二五”期間的ＧＤＰ總值，以及人均收入等分類數據，很多地方的目標均著眼于“翻番”。由此，輿論幾乎不假思索地質疑為不顧客觀事實以及環境承載能力的頭腦發熱。
這種質疑有其道理。回顧中國的經濟發展，很大程度上是以超出環境和資源的承載力為代價的。而各省市ＧＤＰ目標表現亢奮，其實也不是一個新現象。多年以來，各地區ＧＤＰ總和，以及各省市ＧＤＰ增速，都大大超出國家統計局公布的全國數據。幾乎每逢數據發布，都會引發統計方式缺陷乃至統計數據造假的輿論質疑。而在以ＧＤＰ為核心的考核機制下，ＧＤＰ數據造假以及非理性亢奮，本質上是一個必然現象；如果考量中國當前的經濟發展模式，也即所謂狹義的“中國模式”，ＧＤＰ數據亢奮更有其機制上的支撐。
經濟領域的“中國模式”，突出表現為以政府為主導的、經濟至上的發展模式。招商局集團前董事長秦曉，對“中國模式”有清晰的表述。即便其定義存有分歧，但從應對全球金融危機的做法來看，中國之所以“率先復蘇”，依然受益于“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傳統路徑；而之所以能夠“集中力量”，完全有賴政府對經濟的全面主導。
凱恩斯主義與完全放任的市場自由主義，一直存在巨大爭議。客觀而言，政府主導，于中國經濟發展乃至挽救經濟頹勢，可謂效果頗彰。但任何一種經濟推動模式，總有其不可避免的缺陷。如果說中國從經濟危機中“率先復蘇”得益于政府主導，那么，當其試圖為經濟降溫以抑制經濟過熱導致的通脹等問題之時，也不可避免地被政府主導所掣肘。
很明顯，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利益訴求并不完全一致，全國未必是“一盤棋”。在降耗減排、關停并轉、地產調控等方面，已經屢屢出現地方與中央脫節的情況。宏觀經濟由中央政府主導，地方經濟，很大程度上則要看地方政府是如何主導的。由此，地方的ＧＤＰ從數據到總值，以及是否會“翻番”乃至何時“翻番”，都要依賴于地方政府自己的利益權衡。
２０１０年中國的ＧＤＰ上漲１０．３％，這個數據加劇了經濟過熱的擔心。從去年下半年開始，因通脹形勢持續惡化，屢屢放出要為經濟減速的信號，可是否真的能夠減下來值得懷疑。僅從各省市ＧＤＰ預期的高數值上，不難推測全國經濟增長依然狂熱。實際上，在發展中解決問題，本身即蘊含了不愿主動讓經濟減速的動因。而且，通脹在地方政府眼中，未必是個多大的問題。如果不能做到高增長低通脹，那么，高增長高通脹還是容易做到的。
ＧＤＰ亢奮自然反映了扭曲的政績觀，“十二五”開局之年又恰逢許多地方面臨政府換屆，ＧＤＰ亢奮以及經濟過熱問題，在當前的機制下無法得到有效控制。而更為本質的問題在于，別說經濟停止增長，即便是經濟合理減速，之于許多地方的現實難題就是，他們已經不知道該如何發展當地經濟了。這就是為何“調結構”調了這么多年還依然調不過來的真正原因。離了政府那只手，一切都玩不轉、不會玩。民間經濟遭到擠壓，其實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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