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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經2009年銀行明修棧道的信貸井噴，抑或去年通過銀信合作暗渡陳倉式的信貸飆升，銀監會主導的信貸總量調控顯得有些力有不逮。近日，今年貨幣信貸總量調控將做出調整，央行通過差別準備金動態調整等措施，調控貨幣信貸總量，而銀監會依據審慎監管予以配合和支持。
嚴格而言，銀行信貸增長主要取決于存貸比、法定存款準備金率和資本充足率等三大因素。即商業銀行信貸增長必須同時滿足：不超過75%的存貸比，19%（大型金融機構）或15.5%（中小金融機構）的法定存款準備金率以及8%的資本充足率要求等。
顯然，央行通過實時監管各大銀行的信貸增速、資本充足率等因素，再結合整體流動性狀況，對各銀行實行差別性的存款準備金率，確實有助于使今年信貸接近央行有腹稿但未向社會公布的信貸總量目標。同時，目前法定準備金利率為1.62%，顯著低于三個月期1.91%和一年期2.5%的定期存款利率，這使得差別準備金率對商業銀行帶有懲罰性，有助于央行把信貸個體性調節和總量調控結合起來，為央行調節貨幣信貸總量提供有效管控工具。
事實上，過去兩年央行就動用差別準備金率調節個別銀行信貸規模，但把該政策作為常規性武器今年是首次。然而，過去央行差別準備金率的實際成效并不太理想，如2009年以來商業銀行就積極通過銀信合作進行委托貸款等手段規避監管層設定的紅線。
而且，央行借助差別準備金率調控貨幣信貸總量，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實踐中都有舍本逐末之嫌。準備金率政策調節的對象是銀行存款總量，而銀行存款衍生于貸款。即商業銀行信用創造的頻率越高，貸款衍生而出的存款規模就越大（不考慮金融脫媒），央行的差別存款準備金率將變得愈加被動。只要商業銀行能夠融到足夠的資金滿足法定資本充足率要求，放貸資產收益高于上交差別準備金率的損失，商業銀行就更愿意接受較高的差別準備金率。從這個角度上講，央行依賴差別準備金率調控貨幣信貸總量，不僅很可能逆向激勵商業銀行的冒險經營，而且令差別準備金政策懸空，即并非央行通過差別準備金率遏制商業銀行信貸投放，更像是商業銀行主導央行準備金政策。
當前央行把法定準備金率上調至19%之高位，而整個市場貨幣流動性依舊過剩，根源就在于存款準備金率調節的對象是商業銀行存款，而商業銀行“貸款—存款”的衍生過程是央行難以有效管控的。
而比照差別準備金率政策，央行從基礎貨幣投放源頭上進行調節貨幣信貸總量將更具治本之效。無須諱言，商業銀行之存款主要源自央行基于外匯占款被動投放的基礎貨幣規模。央行通過有效調節基礎貨幣發行規模，并借助利率、匯率等價格性調控工具影響金融市場信用創造，將更有助于調節貨幣信貸總量。
我們認為，意愿結售匯制下，央行繼續充當被動外匯接收主體，一方面源自當前外匯市場較高的準入管制、交易管制以及人民幣匯率、利率彈性不足；另一方面，外匯市場交易品種有限和風險管控工具不足，使得參與者無法對遠期匯率風險進行鎖定。
因此，當前央行完全可通過推進外匯市場建設，擴大外匯市場參與主體，適度放松匯率利率管控，推出基于利率匯率的衍生產品，使更多的結售匯業務通過外匯市場和商業銀行柜臺進行。同時，在貨幣政策上更多地考慮利率匯率等價格型調控工具，影響商業銀行的信用創造速度。畢竟，利率變動將影響市場信貸的供需狀況，從而促使市場自發調節整體流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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