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住建部要求2010年年末房價上漲幅度較大的一些城市出臺限購令細則。而與2010年出臺限購政策的首批16個城市不同，新一批的限購城市均屬于二三線城市，這些城市正是2010年12月份全國樓市成交量大幅攀升導致房價新一輪反彈的主角。
　　二三線城市成為房價領漲者早已露出端倪。在被稱為“史上最嚴厲的調控政策”出臺之初，“二三線城市機遇論”的論調便在房地產圈業內盛行，該觀點認為，與受到嚴密監視的京、滬、廣、深等一線城市相比，二三線城市的管制稍松，而這些城市在過去幾年中房價上漲有限，因此尚有很大空間。與這種理論相對應的現實則是，品牌地產企業加速在二三線城市布局，涌入二三線城市掘金的房地產商越來越多，投資客也紛紛轉戰二三線城市。加上本有的自住剛性需求因素，從而誕生了一個似在意外實在意中的結果，即中國指數研究院發布的百城價格指數報告所指出的，位列12月份房價漲幅榜前列的均為二三線城市。
　　面對這種狀況，這些城市的不同群體可謂心態各異。除了極少數高收入者在本輪房價飛漲狂潮中獲得了資產快速增值的機會，由于在二三線城市里，其他經濟因素遠不如一線城市活躍，大多數民眾的收入還在一個很低的水平上，異軍突起、幾乎與一線城市比肩的房價更讓他們的生活如雪上加霜。而地方政府則心境復雜而曖昧，一方面，民生之重壓畢竟不能忽視，另一方面，越賣越搶手的土地給地方財政貢獻卓著，而高房價對GDP的推動作用更讓人欲罷不能。
　　在一線城市樓市調控還未見明顯成效的情況下，二三線城市“接力”領跑房價，其經濟和社會的負面影響不容忽視。當一線城市房價高企的時候，人們還可以拋出“何不逃離”這樣一個未必真有意義的命題來自我安慰，而現在二三線城市也以房價高企表現出拒絕的姿態，由此帶給國人的可能是全面的心理挫傷感。一線城市的房價遠遠超出中等收入群體承受能力，種下了諸如拉大貧富差距、吸引資源向房地產業片面集中、扼殺年輕人希望等惡果，當下二三線城市在其他條件均不匹配的形勢下，單單房價飆升，同樣的惡果在成幾何級數地膨脹。如果說人們對一線城市樓市泡沫的擔憂頗像一種詛咒，那么對二三線城市來說，泡沫的威脅似乎要現實得多了。去年12月，中國社科院發布的《中國住房發展報告(2010-2011)》就有一個明確的結論：二三線城市是房價泡沫指數最高的“危險區”。
　　不論是對民意的呼應，還是為了應對可能來臨的泡沫，將限購推行至部分二三線城市都堪稱及時。限購自然不是一個沒有缺陷的措施，其行政干預的性質也注定難逃爭議，從長遠來看，終結賣地財政、給人們的資產更多的增值機會、政府建設更多的廉租房，才是讓房價回歸理性的根本辦法，但在這些公認最佳最根本的辦法在可預見的時段內無法全面推出的前提下，限購對房價的打壓效果至少是切實可期的。人們習慣于用房價是否明顯下跌來看待政府“限購令”等政策的作用，殊不知，在高通脹的背景下，如果京滬廣這樣的城市沒有實行限購，其房價又何止會像當下這樣，最多只呈小幅上漲的勢頭呢？精明的房地產商和投資客們紛紛轉戰二三線城市，其實也正是一線城市的限購令開始顯露威力的證明。
　　限購肯定會有效，關鍵在于執行是否得力。現在住建部官員明確表示將向地方官員施壓，“不限購，就約談”，顯然也是意識到了這一關鍵所在。過去一線城市實行限購，已有不少地方存在軟化調控政策殺傷力的現象，而相比之下，嘗到土地財政甜頭、經濟模式轉型更為困難的二三線城市對樓市進行調控的動力又明顯弱于一線城市，未來執行限購的過程中，如何防止調控政策被杯葛顯然是更為緊迫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