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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媒體和公眾對個人所得稅、車輛購置稅、物業稅、車船使用稅、房產稅等的關注，其廣度、深度和熱度遠遠超過往年。因此有人說，中國已經進入到“稅感時代”。我個人認為，“稅感”其實是一個中性的詞匯，它只是人們對稅收的一種直觀感覺，沒有褒貶之分。但它卻像天平一樣，一頭是痛苦感，另一頭是幸福感。最終究竟是什么，關鍵的因素是“支點”的位置，即稅收的收入和支出是否科學、合理，是否真正用在了老百姓最為關心的民生項目上。
新中國成立60年多年來，多數老百姓在不知道自己還有一個身份叫納稅人的前提下，已經為稅收默默作出了巨大貢獻。除了個人所得稅、車輛購置稅等帶給老百姓直接“稅感”的稅種外，還有很多“潛伏”的稅收，即便是現在不用繳納農業稅的廣大農民，也需要繳納。
比如，到餐館吃一頓飯，飯錢里就包含著營業稅；買一袋食鹽，價格里就包含著增值稅；買一瓶洗發水，價格里包含著消費稅。以上述三稅稅金為計稅依據的城建稅和教育費附加，也隨之而來。另外，耕地占用稅、印花稅、契稅、關稅、資源稅等，也會通過種種途徑被或多或少地、間接地轉嫁給普通百姓。
不知不覺間繳納了很多稅的情況下，增稅一定會增加納稅人的痛苦感。“十一五”期間，我國稅收大約每年增加1萬億元；2010年全國稅收收入大約為7.7萬億元，比2009年增加了大約1.7萬億元，增幅高達20%以上，遠遠高于GDP的增幅。2010年公眾熱議的個人所得稅“起征點”遲遲未提高，車輛購置稅優惠取消、車船稅改革、開征物業稅和房產稅等，又先后到來。究其實質，都是增稅問題。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公眾的“稅感”集中在2010年正式浮出水面。
除了增稅，稅負不公無疑是稅感偏向痛苦的重要原因。以個人所得稅改革為例，多年來一直是“只聽腳步聲，不見人下來”，個稅“起征點”（規范的說法應該是稅前扣除標準或免征額——作者注）被炒得沸沸揚揚。其實，個人所得稅改革的關鍵不是提高“起征點”，而是如何將真正有錢人的收入監管到位。否則，改來改去，最后折騰的還是工薪階層。那些只繳納了很少稅的有錢人，不僅沒有因此而被追究逃避繳納稅款的責任，反而享受著一樣的公共服務。這既違背稅收“量能負擔”的原則，也使個人所得稅調節收入差距的作用大打折扣。
財政支出的范圍、結構和效率，同樣是影響老百姓稅感的關鍵因素。最近幾年，各種形象工程、政績工程、豆腐渣工程等，花了納稅人很多錢，到頭來卻沒有多大實際用處，老百姓急等著辦的很多事情卻遲遲不見動靜。當越來越多的老百姓逐漸明白，自己作為納稅人該享受到的公共服務沒有享受到，或者沒有很好地享受到，恐怕就不是抱怨幾句那么簡單了。
其實，老百姓很容易滿足。一些和老百姓息息相關的“小事”，只要地方政府真正把它辦好了，不僅有政績，而且是很有政績，辦起也不是很難。只不過在不良政績觀的影響下，某些地方政府“假裝看不見”。他們只熱衷于修公路、建大橋、蓋大廈、拓廣場這些打著經濟發展旗號或民生旗號的形象工程、面子工程和政績工程。
讓老百姓揪心的“小事”有很多。比如，“地溝油”問題，政府不用聲嘶力竭地聲討黑心商家，也不用一味地深深自責，只要拿出來一兩個形象工程的錢，用稍高于黑心商家的價格，把“地溝油”收購回來，交給專業的公司將其加工為工業燃料，既能給“地溝油”一個好歸宿，又能創造很多新的工作崗位，更能讓老百姓在飯店、餐館吃上放心飯。不明白，這樣得民心的事情，為什么政府就不舍得花點錢呢？
還比如，讓百姓頭疼的環境、醫療、住房、教育等準公共物品，涉及保障人群，本來都應該屬于政府埋單的事情，為何要拋給市場去解決？現在，很多大中型城市已經變為“垃圾圍城”，飲水污染事件時有發生；看病難、看病貴成為社會難題；房價一漲再漲；教育資源匱乏和分配不公嚴重。我也不明白，老百姓以納稅的方式為上述公共物品埋過單之后，為何還要讓老百姓再自掏腰包？有時候掏自己的腰包還不夠，還得掏父母的腰包，甚至爺爺奶奶的腰包呢？
不可否認，從“吃飯財政”到“建設財政”再到“公共財政”，我們的確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但我們也面臨更為嚴峻的挑戰。“稅感”這一新詞的出現，既體現了公眾對政府財政收支的不滿，也體現了公眾對未來生活的一種焦慮。簡單的兩個字，背后卻是一篇民生的大文章。能否寫好這篇文章，最終讓老百姓的稅感中含有幸福的成分，考驗著各級政府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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