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前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布熱津斯基評論胡錦濤主席本次訪美是“30年前鄧小平訪美以來最重要的雙邊首腦峰會”。而今年又恰逢打破中美關系僵局的“破冰之旅”——基辛格秘密訪華40周年。正是基辛格的那次秘密訪華，為1972年2月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中美聯合公報》公布打下堅實基礎。因此，這是個值得紀念的年份。
　　從國際政治經濟關系影響看，貨幣金融危機，會直接或間接引發政治事件的發生，符合所謂“貨幣即政治”觀點。
　　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看，與貨幣有關的問題從根本上說是一系列涉及大量與利益分配相關的權力斗爭，而不是什么客觀的價格問題，這是由貨幣所代表的財富特性決定的。于是，古德哈特( Charles A．E．Goodhart )針對那種把貨幣視作中性交易媒介的觀點，提出了“貨幣即權力”的觀點。進而，柯斯內爾(Jonathan Kirshner)也認為“貨幣無所不是政治的”。羅伯特·蒙代爾（Robert Mundell）曾將貨幣制度比喻為政治憲法，因為兩者均確立了游戲規則。貨幣跨越國界，帶來包括匯率、資本流動、跨境金融機構和貨幣儲備資產等一系列具體問題。因而，這些具體問題具有貨幣問題所包含的政治經濟學意義，包括各利益集團以及國家之間為爭奪與己有利的政策選擇而進行的斗爭與妥協。
　　上個世紀七十年代，作為美國世界霸權重要支柱之一的布雷頓森林體系，其中心支柱已倒塌。歐洲和日本等盟國在經濟上強大起來，美國不得不尋找新的可以承載其產業轉移和吸納其巨額國債的市場和國家。
　　二戰結束成立的布雷頓森林體系，由于美元匯兌本位制所固有的缺陷——清償能力的創造機制與其他國家對該制度的信心之間存在著根本性矛盾，這就是特里芬困境（Triffin’s dilemma）。于是，從20世紀60年代中期開始，經濟上逐漸強大的國家越來越不愿意使用美元，而各國所持有的美元數量已遠遠超過了美國的黃金儲備。美國與其他國家的沖突也變得尖銳起來。最后，美國深陷越戰泥潭，依靠發行美元融資，將通貨膨脹向其他國家擴散。世界性通貨膨脹的積聚進一步暴露了布雷頓森林體系的缺陷，美國對國際收支的調節機制已經不能夠解決其日益擴大的赤字。美國為此不得不改變規則。1971年8月15日，在未經任何國家同意的情況下，美國單方面宣布暫時結束美元和黃金的自由兌換。
　　當時，富有全球戰略眼光的尼克松及其以基辛格為核心的智囊幕僚們，已看到中國巨大的潛在市場可以承載其產業轉移和吸納其巨額國債。包括中國在內的東亞經濟崛起，為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之后美元地位的提升創造了機遇。東亞與美國之間存在一種基于貿易—國債( Trade for T-Bill)互換的依存關系，為美國的巨額國際收支赤字提供了巨大的“蓄 水池”。
　　從歷史發展的進程看，美國是個注重和講究中長期大戰略而又擁有較多成功經驗的國度，一直引領國際科技產業發展潮流，不斷對其國內產業升級，順應國際產業轉移潮流，將傳統產業大規模轉移國外。20世紀50、60年代轉移到歐洲和日本等盟國，60、70年代中后期開始大規模轉移到東亞。這時，美國認定中國是一個大市場等因素已納入其對華乃至全球戰略之中。
　　90年代以后，美國推動中國融入其主導的國際體系的戰略意圖就更加明顯。中國加入WTO則是“被正式”納入美國主導的國際體系，包括以中心—外圍為特征的國際貨幣體系。
　　從歷史上看，崛起國家和霸權國家的關系就是不穩定，可能出現沖突。中美之間存在潛在的對抗性質，美國想維持霸權，中國想拓展安全地位。中美經貿關系一直認為是兩國關系的“壓艙石”，貨幣金融關系則是“基石”。因此，進入21世紀，美國更加注重金融戰略，在處理正常的金融商業活動的紛爭和摩擦開始呈現政治化傾向。這些，直接導致了兩國經貿關系相互依賴日益深化的過程中，存在遏制與反遏制、沖突與合作、斗爭與妥協的常態。只是在全球金融危機背景下，2009年中美兩國處于短暫的蜜月期，兩國關系呈現出了積極與合作的一面。但是，2010年的兩國關系更像是回歸“既斗爭、又合作”的常態。
　　進入21世紀第二個十年是中美關系發展的關鍵時期，貿易問題和經濟關系成為影響中美兩國關系乃至地區、全球的主要因素，雙方要加強政策協調，對于中國的崛起，彼此都需要調整心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