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許“限”仍將是2011年最熱門的中文字之一。限行已是常態，北京又開始限制外地人買車；十多個城市宣布繼續商品房限購，還有一些城市將在今年加入這一行列；如果通脹延續，不知道還會不會出臺其他的限制買賣或者限價措施。
　　買與賣，是市場的基本交易行為。買什么不買什么，公眾應該有自由選擇權，如北京大學周其仁教授所說，這是老百姓很基本的權利。為什么這樣一項基本權利，如今卻限字當頭？一個限字，限制了老百姓生活的便利程度，人為打壓了各項正常需求。而與被限制的百姓權利對應的，往往是放大了的公權力。如果限是一種不得已的安排，為什么老百姓在這些問題上從來都少有發言和決定的權利?
　　拉開視線看，一些限制性政策出臺，有其歷史緣由。中國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曾經說，當前社會的主要矛盾，是老百姓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生活需要與落后的生產力之間的矛盾。當時物質匱乏，自然不得不限，各種票證，是那一段歷史的明證。
　　30多年過去，這個主要矛盾的內涵發生了極大變化。不用說，當前社會物質生產領域(概況 相冊 戶型 價格 動態)的生產力已經相當先進。譬如，汽車等多種商品就越來越好，也越來越廉價。但汽車多了，路卻不好走了。在類似于道路這樣的公共服務產品的提供上，生產力顯然還是落后的。于是，民眾乘著物質文明的快車大步向前時，公共服務這個驅動輪卻頻頻掉鏈子、拖后腿。
　　對于住房政策，似乎也可以做同樣的檢省。住房商品化，一度將保障性住房擠到了邊緣，結果，老百姓傾其所有就是為了獲得安身之地，老人為了兒女則不惜拿出一生積蓄。商品房這么漲，當然有炒作的因素，但如果老百姓看不到公共品提供者的身影，遲早都會咬緊牙關奔著商品房去。
　　政府部門看到了車輛激增導致的城市擁堵，商品房猛漲影響了民生乃至社會穩定，有時候卻不太容易看到自己應該承擔的責任。不讓你買，就成了最直接有效的選擇，因此就會重拾限制政策。限行、限買房、限買車，一概按方抓藥，一限了之。雖無票證，效果卻是一樣。
　　不過歷史早已證明，被抑制的需求不會從此消失無蹤。一味的抑制需求，卻不能通過提高生產力釋放需求，遲早都會出問題。當前民眾對各種“限”采取了寬容的態度，究其根本，是因為還有一種期待，希望以時間換空間。比如說，城市規劃布局改變了，道路交通環境好轉了，也許限車就不是問題了。如果保障房進度跟上來了，很多人就不需要排著隊去買商品房了。
　　所以我們必須看到，老百姓暫時放棄自己的基本權利，將其讓渡給政府，愿意承受某種限制，是有條件的。這種放棄只是為了政府部門能夠有時間提供更好的公平品，這種放棄是與未來的某種獲得相對應的。政府官員應該視這種放棄為莫大的責任，因為老百姓以這種方式托付了更大的使命給政府，官員們豈可不察？
　　也正因為如此，這種讓渡一定意味著公開的討論和某種程序性安排，意味著某種經討論而形成的契約關系，這是官與民在面對公共利益時經協商與溝通而達成的一致。而在過去一年中可見的案例中，這樣的溝通與協商少而又少，甚至沒有人在意其程序是否合規，這是值得我們關注的。
　　尤其是，因為打破了公權力與私權力的合理邊界，這種讓渡一定是臨時性和非常態的。這種讓渡不是公權力的正當延伸，官方不能以公共利益為由強求老百姓讓渡自身權利，也不能以種種理由固化這種讓渡。如果這種讓渡成為常態，則公權力越界就成為理所應當。而與權力邊界的模糊相隨的，一定是對政府權力監督和限制的缺位，最終就可能出現對民眾權利的損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