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世界擁有古老文明的民族中，中國人追求平等和自我奮斗的傳統或許是最為久遠、意識最為濃厚的。通過孔子開創的全世界最早的平民教育制度和隋煬帝創建的科舉制度，中國早早為平民子弟開辟了在和平年代通過個人奮斗躋身社會上層的道路，成為中華民族對人類文明的一大貢獻，而這也是近代公務員制度的源泉。正如列寧所說，統治階級越是善于從社會下層吸收人才，其統治就越穩固。科舉制度的實施，從根本上瓦解了世家大族統治社會的基礎，貴族世家子弟必須與平民子弟同場競爭，靠實力取勝。從此，“君子之澤，五世而斬”成為中國人的治家格言。
奠基于高度強調社會平等公正意識形態之上的中國社會主義政權對代際公平更為重視。開國伊始，開國領袖就嚴禁家族親友裙帶求官，而且對黨和政府干部隊伍中的特權蔭及子孫苗頭極為警惕。建國初就轟轟烈烈開展的全民掃盲運動，以及義務教育制度，不僅在當期便賦予了群眾維護自身權益的能力，更為提高、維護代際公平奠定了基礎。
遺憾的是，近30多年來經濟和社會的變遷不僅拉大了社會收入分配差距，造就和加劇了社會階層分化，更使得這種特權思想和行為惡性膨脹，以至于根據“官二代”和“富二代”個人情況為他們“量身訂制”遴選規則的事件也屢有發生，社會階層分化出現了固定趨勢，社會中下層成員向上流動不僅成本大大提高，而且通道也越來越有堵塞之虞。
在這種情況下，社會上對“官二代”和“富二代”形成了普遍的負面看法，由此不僅導致一些官員及其犯有過錯的子弟受到了不公平的過多壓力，而且導致一些素質優秀的“官二代”和“富二代”受到額外壓力，乃至被剝奪了一些本可競爭的機會。與此同時，一些人把眼光轉向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在他們眼里，那是一方自由、民主、平等、公正的熱土兼樂土，那里的人成功都是依靠個人奮斗。可是，無論是歷史還是現實，都不能證實這種想象。
法國學者佩雷菲特《停滯的帝國》一書主旨基本上是否定中華文明，但書中講述了這樣一件事：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英國馬戛爾尼使團訪華，負責接待的中國官員聽說使團中一名少年僅僅因為是世襲貴族就獲得高級官職時，無不大加嘲笑，說中國人必須經過多年苦讀和艱苦的考試才能取得當官的資格，這個小毛孩子單靠出身就能混個一官半職，未免難以令人信服。直到1855年5月，英國首相帕麥斯頓頒布《關于錄用王國政府文官的樞密院令》，才開始實行考試制度，美國汲取科舉制度精華而建立公務員制度更是1883年的事了。直到現在，無論是在英國還是在美國，其國會議員和內閣成員中家族背景顯赫者比重仍然很高，更不用說日本了。
在西方大國中最強調個人奮斗傳統的美國，大多數富豪也并非白手起家。在1968年出版的《富豪和超級富豪》中，研究美國主要財閥數十年的美國學者菲迪南德·倫德伯格就特意指出，與一般的設想相反，發明家享有巨大收入的只是屬于極少數。今天，這一點仍然沒有根本改變。
沃倫·巴菲特、比爾·蓋茨或許被很多中國人視作科技天才白手起家創業的典范，但他們出身的那個家庭絕非中產階級，在創業發家過程中始終都受益于源于家族的人脈關系。的確，巴菲特和蓋茨的才干與個人奮斗精神出類拔萃，但請勿美化神化他們，以免誤導中國公眾。
沃倫·巴菲特父親曾擔任四屆國會議員，而且曾參加國會金融委員會，由此編織的人脈網絡之雄厚可想而知，而這樣一張網絡對從小培養巴菲特的金融意識和日后為巴菲特創造機會發揮了重大作用。
蓋茨和艾倫創建的交通數據公司第一筆訂單是蓋茨通過父母關系找到主管交通的市政官員拿下的，艾倫到處推廣公司的產品，但效果遠遠不如蓋茨利用家庭人脈關系。他創建的第二家公司從事開發課表編排程序，第一單業務是本校的課表編排，第二單業務是為華盛頓大學實驗學院設計一套學籍管理軟件，是通過他擔任華盛頓大學學生管理協會成員的姐姐拿到的，而他母親是華盛頓大學董事長。對微軟公司發展具有關鍵意義的是初創是從計算機巨頭IBM公司那里拿到為其開發微機操作系統的大訂單，關鍵原因之一便是他那出任IBM董事的母親，且IBM新任董事長是蓋茨母親的好友。
鞏固和增進代際公平，消除“官二代”和“富二代”不公正攫取發展機會的現象，對于經濟發展、社會公正和鞏固政權都有著不容忽視的重大意義。在利益集團逐漸成形并發展壯大的今天，我們同樣需要通過增進代際公平鞏固政權，但這種努力并不意味著我們就該把較高的出身視為一種“原罪”。我們需要不懈地追求代際公平，但不能找錯方向拜錯碼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