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經濟失衡主要指全球經常項目失衡，即全球經常項目發生了系統性的偏差。2003年以來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的順差快速增長，而2003年以來發達國家的逆差也出現了快速增長。張燕生說：“國際上認為全球經濟失衡的根源是南北失衡。全球化過程中所產生的貿易自由化、金融自由化、投資自由化與經濟發展所出現的失衡有重要關聯。正是這樣的失衡，才出現南北、發展和發達國家之間系統性的偏差。”
逆差主要是在美國，有大約八千億美元。順差則主要在四個經濟體。2006年這四個經濟體順差情況如下：中國2533億美元，中東2521億美元，德國1902億美元，日本1705億美元。
美國的美中經濟安全評估委員會提交美國國會的一篇很有分量的報告認為，這場金融危機的根源是在于失衡，中國和美國應當各承擔失衡的一半責任。當前有這樣的一種輿論：即美國人消費太多，是因為中國人儲蓄太多；美國人進口太多，是因為中國出口太多。
實際上，關于當前全球經濟的失衡，國際上的學者是有著各種各樣的判斷和分析的。張燕生表示，中美之間的不平衡是全球化所帶來的全球工序分工的結果，也是美國對華不公正貿易的結果。全球工序分工導致全球跨國公司內部貿易的后道工序，會用投資的方式轉移到中國。
人民幣匯率調整也應審慎。張燕生說，在2010年韓國首爾G20峰會中，有人在匯率問題上試圖提出一個數量的標準，即經常項目的順差占GDP的比例不能超過4%。
中國人民幣匯率近幾年的年度升值幅度是6%。當人民幣升值6%以內時，企業可以通過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創新產品，更新設備，調整產品的價值率等手段，讓出口的價格指數得到改善和上升。
但是如果人民幣匯率升值超過6%，再加上勞動成本提高10%到20%，加上土地成本上升，煤電油運成本的上升以及其他要素成本上升，再加上政府的各項政策，出口就會受到很大打擊。
2007年3月到2008年三季度，也就是在本輪美國金融危機對美、日、歐實體經濟產生實質性損害之前，中國對美、日、歐的出口已經大幅度下滑，下滑到只有美、日、歐平均進口增長速度的一半。
據張燕生介紹，從1980年到1985年，美元的匯率實際上經歷了美元危機。這場美元危機，是美國為了走出滯脹，搞了一個供給端的結構改革，其核心就是大幅度降低美國企業的稅收負擔，大幅度減少政府對經濟的干預，大幅度調整政府財政支出的結構，也就是增加軍事研發的投入，減少教育和社會公共財政。
這場供給端的革命，或者供給端的調整，為美國帶來巨額的財政赤字，美國為了財政赤字融資提高了利率。從1980年到1985年，美元連續升值了5年，升值幅度達30%之多。
結果美國財政赤字劇增，對外貿易逆差大幅增長。美國希望通過美元貶值來增加產品的出口競爭力，以改善美國國際收支不平衡狀況。1985年9月22日，美國、日本、聯邦德國、法國以及英國的財政部長和中央銀行行長(簡稱G5)在紐約廣場飯店舉行會議，達成五國政府聯合干預外匯市場，誘導美元對主要貨幣的匯率有秩序地貶值，以解決美國巨額貿易赤字問題的協議，被稱為“廣場協議”。
“廣場協議”的表面經濟背景是解決美國因美元定值過高而導致的巨額貿易逆差問題，但從日本投資者擁有龐大數量的美元資產來看，“廣場協議”是為了打擊美國的最大債權國——日本。這個協議的本質就是日元要升值，要幫助美國擺脫困境。張燕生說：“美國人生病的時候，他總會讓別人吃藥。我們看一看日本吃藥以后的結果是什么：日元的匯率從1985年的花園廣場協議以后持續升值。這個升值的過程，實際上是日本的人均GDP和美國的人均GDP迅速的縮小差異的過程。”
在1980年，日本的人均GDP相當于美國的63%到64%左右。這場升值周期和日本貿易摩擦周期接觸是1985年到1995年，1995年是日元升值的一個最低點，在這一輪上，日本的人均GDP是美國的1.5倍。現在日本人均GDP相當于美國人均GDP的87%左右。實際上，日本在美國調整失衡的過程中付出了慘痛的代價。張燕生認為，中國是一個轉型中和發展中的經濟體，匯率調整的前提是不對本國經濟和出口產生實質性的損害，因此它一定是一個漸進的過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