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5日晚，北京市常務副市長吉林在北京兩會的政務咨詢會上表示，北京市暫不試點房產稅。目前試點房產稅的城市只有上海和重慶。據說，重慶的房產稅偏重于對高端存量房征稅，而上海的房產稅則傳出多個版本。當然，稅率好像都比較溫和。
　　就在前幾天，還有記者電話我，希望聽聽我對試點房產稅的看法。我說，我只有一個看法，那就是我希望社會上下對房產稅的討論和辯論繼續下去，因為政府和百姓都對房產稅存在著很深的誤解。大多數人不僅沒有理解房產稅在中國的財產制度、公共財政和法律上內存的邏輯悖論，甚至還天真地把推出房產稅當作降房價的救命稻草。個別城市匆匆進行房產稅的試點真是勉為其難了。
　　為什么我說房產稅在中國被嚴重誤讀了呢？因為在西方的聯邦制國家，房產稅是地方和社區政府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而中國是以間接稅為主的國家，地方財政收入主要來自企業增值稅和流轉稅。而且，就我曾經生活過一段時間的美國麻省劍橋市來說，在美國的社區一級政府，房產稅給政府提供了一個公共品供給的正面激勵，因為有了好的基礎設施、好的學校和更好的治安，人們才愿意移居到這個社區里，才會去那里購房。這樣房價就會漲，社區政府征收的房產稅也會增加。
　　在這里，我們看不到房產稅是怎么降低房價的。實際上，征收房產稅之后，稅款必須受監督并透明地花在社區的公共品項目（如治安、基礎教育、圖書館和養老院等）上。而改善社區的治安和基礎設施后，只會再讓房產增值，拉高房價。
　　不少人相信，甚至輿論上讓人傾向于相信，中國征收了房產稅，那些房產投資客們就會大量拋盤，至少短期內房價也就會應聲而跌。從重慶和上海的試點方案來判斷，大規模拋盤的現象應該不可能發生。原因可想而知。張五常先生最近寫文章說得很直白：在一個稱得上是市場經濟的社會中，沒有任何政府管制可以難倒富有的人！這是經濟學的黃金定律。當年戴維德等大師就解釋得清楚：所有針對富人的政策都難不倒富人。例如提升得快的累進稅制，富人有拆解之道，主要是中層人士負擔的。價格管制呢？受損的主要是窮人，他們要排隊輪購，而輪到的永遠是質量最差的產品。任何干預市場的政策皆對窮人不利，因為他們的選擇范圍最小。
　　這是很多人不愛聽的大實話。既然是這樣，房產稅的起征就更有可能逐步抬高房價。前幾天《南方周末人物》采訪原中南財經大學校長、財政和法律學者吳俊培教授時，吳直截了當地說: “起征房地產稅的想法，源于高層想借此控制房價，因為房價實在太高了。實際上,這個觀點是有很大問題的。價是價，稅是稅。從理論上來說，有了稅以后，這個價格應該還會更高。按正常規律，房地產價格，沒有含稅應當低一些，有了稅之后反而更高。”
　　如果再要較個真，你就會發現，征收房產稅與中國的產權制度十分相悖，不僅邏輯上講不通，不能自洽，而且還產生一個有趣的悖論（這個悖論相當時期內根本無法解決！）。我們知道，城市房價的上漲主要是地價上漲引起的，地面的建筑物價值由于折舊的原因反而是要不斷減少的（有建筑部門的專家說，最近20 年來，中國的房屋期望壽命平均也就30年，這意味著其價值每年要折舊掉1/30）。但中國的土地是國有的，房屋的業主并不享有土地的所有權，而房價中又包含有土地的價值。如果為了房產稅而重估房屋價值的話，無論從經濟學還是從法理上說，都應該把地價增值的部分扣除掉，而只應該對地面上的房屋價值的“增值” 部分征稅。可是，由于地面上建筑物價值的不斷折舊，房屋的重估價值必然會越估算越小。且不說房產稅如何影響房價，這豈不與征收房產稅的初衷自相矛盾嗎？
　　我們必須明白，中國的人地關系和國情明顯不過，經濟發展中，房地產的價值決不可低估。這些年來，隨著財富在民間的快速累積，一些大城市的房價快速上漲是必然的，因為為了財富增長而投資房產和移民置業是大多數中國人的首選，無可厚非。而且，從歷史和經驗上看，房價有控制城市規模的功效，也發揮著調節人口布局結構和產業升級的作用。至于一段時間里出現的過高的房價，政府啟動金融手段加以抑制，是正道。
　　其實，除此之外，市場也有自我調節的機制在里面，因為投資者知道房價過高，未來一段時間進一步升值的空間和速率一定不大，不必過于糾結。房產稅試點勉為其難，政府提供保障性住房的規劃卻大有文章可做。
　　（文中提到的戴維德[（Aaron Director）]，又譯阿倫·迪雷克特，系美國經濟學家，2004年9月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