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五”的經濟轉型，在城市化的大背景下，其核心就是中國城市化的轉型。中國還處在城市化的前中期，未來還將有5-6億人口從農村進入城市，這將是世界歷史上史無前例的人口、產業和社會的轉型。
　　正是因為如此，大家都認為中國經濟未來還有二三十年的高速增長，但目前中國的城市化路徑存在嚴重的問題。
　　一方面，中國城市化和工業化嚴重脫節。中國目前工業化已經處于很高水品，其占GDP近50%，產出則為60%；而目前城市戶籍人口的城市化率則僅為32%-33%，相比之下，同等發展程度的國家則一般為60%。這已經成為中國經濟結構“最大的失衡”，正是這種失衡，造成了中國第三產業發展不順等一系列問題。
　　另一方面，在城市化道路方面，中國已經不自覺的走上了一條嚴重偏離了正確方向的道路。中國目前“表面光鮮”的城市化道路，實際上是利用城鄉土地價格差掠奪農村居民，利用農村居民的土地積累來進行城市化。在這種路徑模式下，每年有數萬億的財富從農村居民轉移到了地方政府、開發商和城市的手中，而正是這種每年萬億規模的再分配，造成了中國整個分配體制的失衡。相對于這個規模而言，最低工資集體協商制度等都是雞毛蒜皮。
　　這種城市化的道路，正是中國目前征地強拆屢發的根源。應當在全局上重新審視，在頂層上重新設計中國城市化經濟轉型的基本制度。
　　城市化轉型核心是兩頭，一頭是土地，一頭是房子。在土地這一頭，我們的制度設計存在著嚴重的問題，這就是2006年實行的耕地占補平衡掛鉤，這個掛鉤政策從根本上是錯誤的。在實際的運行中，耕地占補平衡掛鉤實質上否定了級差地租的存在，無法在根本上實現平衡，而且這個平衡收益的分配也與農村居民沒有關系。
　　而在房子這一頭，城市化是人口的城市化，人口的城市化就是農民要進城，農民要進城，核心問題是房子。在人口格局發生變化的情況下，勞動力成本的迅速上升，已經是不可扭轉的趨勢。農民工要解決的不是收入問題，他們的問題是在城市里面沒有住房，住房是他們的實質性的最大的問題。
　　2010年在所謂“最嚴厲的樓市調控政策”下面，以北京為代表的一線城市又上漲了40%，所以我們不能說這個調控是成功的。盡管下半年采取了一些行政手段，勉強壓住了上漲的勢頭，但是現在還處于緊張的僵持階段。樓市調控沒有抓住“要害”，在巨大的財富效應下，企業普遍涉及房地產業務，大量資金涌入房地產行業無法阻擋。
　　目前中國房地產稅收制度設計完全扭曲，都是交易稅，是加在老百姓頭上的，而對于投機者則未能采取有效的辦法。
　　對于保障房，我非常贊成住房建設應當走雙軌制。不過，必須首先定義清楚保障房的概念，明確其退出機制，否則就可能重蹈經濟適用房的覆轍，變成另一種不公平的分配。為什么群眾對保障房有那么大的意見？就是在于保障房里面被塞進了太多的“私貨”。所以保障房一定要立法。
　　（記者 吳黎華 根據發言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