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０８年底，為應對國際金融危機，防止國內經濟增速持續回落，我國政府審時度勢，宏觀調控及時轉向，明確提出“保增長”，全面實施一系列促進經濟平穩較快發展的經濟刺激計劃。如今，兩年時間已過，４萬億元投資計劃大致完成，目前有必要對此輪經濟刺激計劃效果進行客觀評價。
宏觀經濟增速明顯回升。從２００７年第３季度開始，我國經濟增長進入了新一輪下行區間，到２００９年第１季度，已連續７個季度回落，ＧＤＰ增長率跌至６．２％，不僅低于２００７年、２００８年的增長率，還低于１９７９—２００９年平均每年增長９．９％的水平。之后在一系列經濟刺激政策“組合拳”的刺激下，經濟增速逐季回升，２００９年第２—４季度增速分別為７．９％、９．１％、１０．７％，全年為８．７％。２０１０年前三季度增速為１０．６％，回到２００８年初的水平。
國內需求增長逐步加快。投資需求方面，２００９年前４個月新開工項目投資出現“井噴”式增長，之后雖然有所回落，但２００９年全社會投資增長勢頭仍然強勁，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長３０．１％，達到歷史最高點。２０１０年，盡管國家對投資增速有意進行壓縮和控制，但１—１１月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增長２４．９％，接近２００８年全年水平。同時，投資結構進一步優化，國家重點鼓勵和支持的農業和教育、衛生、社會保障、文化等民生工程投資同比均有大幅增長。
消費需求方面，政府實施的家電下鄉、汽車下鄉、家電汽車以舊換新、房地產刺激政策等消費補貼作用明顯，２００９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１２５３４３億元，同比增長１５．５％。２０１０年１—１１月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１３９２２４億元，同比增長１８．４％，超過２００９年全年水平２．９個百分點。
出口需求方面，雖然２００９年我國外貿進出口總值比２００８年下降１３．９％，但從當年１２月份起，外貿進出口就大幅增長。２０１０年繼續延續了這個態勢，１—１１月我國外貿進出口總值２６７７２．８億美元，同比增長３６．３％，處于一個較高水平。
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和發展方式轉變得到進一步推進，政策效應逐步顯現。２００９年以來，我國宏觀調控政策堅持把加快推進結構調整和發展方式轉變作為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的主攻方向，國家制訂了重點產業結構調整和振興規劃，出臺了控制總量、淘汰落后、兼并重組、自主創新等一系列推動結構調整的政策措施。同時，實施了加強自主創新和促進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淘汰落后產能，加強節能減排等措施。
“三農”工作和民生工程得到進一步加強。２０１０年我國“三農”預算為８１３０億元，比２００９年增加９００億元，財政赤字規模增加１０００億元，支出結構明顯向民生傾斜，農村飲水安全、農村電網改善、農村公路、農村沼氣、農村危房改造等工程得到大力加強。另外，宏觀政策著眼于緩解基礎設施的瓶頸制約，加快重大基礎設施建設，為長遠發展增強后勁。
從調控的長期目標來看，物價穩定以及充分就業、國際收支平衡沒有達到理想效果。
物價忽高忽低，短時間內從緊縮狀態進入通脹階段。受金融危機影響，我國的ＣＰＩ、ＰＰＩ同比值分別于２００９年２月和１月由正轉負，之后負數運行了９個月和１１個月，隨著宏觀經濟的逐漸復蘇，在寬松的貨幣刺激下，ＣＰＩ、ＰＰＩ同比值分別于２００９年１１月和１２月由負轉正，之后呈現出逐月走高的態勢。特別是２０１０年７月以后，糧食、蔬菜等農產品價格形成普漲之勢，ＣＰＩ連續５個月超過年初政府工作報告所定３％的目標，且逐月走高。２０１０年７—１１月，ＣＰＩ月度同比值分別為３．３％、３．５％、３．６％、４．４％、５．１％。從趨勢看，在２０１０年１月之前，ＰＰＩ均低于ＣＰＩ，ＣＰＩ大幅上漲的動能并不強大。但１月份后，ＰＰＩ就超越ＣＰＩ，形成了一個“剪刀差”，４月、５月份“剪刀差”均達到４％的高值。作為先行指標，ＰＰＩ持續上漲，可能在二、三個季度后傳導至ＣＰＩ，預計２０１０年第４季度和２０１１年第一季度ＣＰＩ仍將繼續保持在較高水平，通脹壓力越來越大。
貨幣流動性不斷增強，資產泡沫不斷積累，使得通脹預期大增。首先，從貨幣供應看，２００９年貨幣供應不僅是貨幣供應量大增的一年，還是狹義貨幣余額（Ｍ１）增速不斷“追趕—逼近—超越”
廣義貨幣余額（Ｍ２）增速的過程，也就是貨幣流動性不斷增強的過程，從２００９年９月起，Ｍ１的增速已超過了Ｍ２，貨幣流動性已發生根本性變化。在２０１０年，兩者又出現了差距進一步擴大的趨勢，貨幣流動性不斷增強。另外，作為資產價格的代表，由于貨幣過度投放，以及投機的盛行，７０個大中城市房價從２００９年６月起由負轉正，并且漲勢驚人，２０１０年１—５月漲幅分別為９．５％、１０．７％、１１．７％、１２．８％和１２．４％，與ＣＰＩ、ＰＰＩ的“剪刀差”越拉越大，表明房地產泡沫逐漸擴大，增大整個社會的通脹預期。
就業增長滯后于ＧＤＰ增長，促進就業難度加大。受金融危機影響，２００８年上半年全國就有６．７萬家規模以上中小企業（外向型企業居多）倒閉或停業，嚴重影響到了就業市場，僅制造業和建筑業這兩大行業新增失業３５００萬人。再加上大學畢業生、新增城鄉勞動力、需要轉移的鄉村勞動力、轉業退伍軍人等“增量勞動力”，就業壓力非常大。雖然國家實施的政策解決了部分就業崗位，但由于巨額投資大部分集中在基礎設施領域，短期內無法創造較多的就業崗位，整個來看，就業增長率明顯低于ＧＤＰ增長率；就業彈性系數逐年下降，２００８年為０．０８，２００９年為０．０６；２００７年以來登記失業率逐年增加，出現“無就業增長”現象。
國際收支不平衡，國際貿易摩擦加劇。長期以來，我國依靠成本優勢和產業優勢，進出口總額不斷增加的同時順差也不斷增大，招致世界上一些國家的不滿。金融危機來臨后，我國外貿形勢雖然出現下滑的跡象，但在政策的刺激下（數次上調部分商品出口退稅率），進出口很快就由負轉正，今年５月增幅竟然達到４８．５％，在全球受金融危機沖擊和貿易保護主義抬頭的情況下，這種成績只能引發更多的貿易摩擦，世界上許多國家紛紛對我國發起“兩反兩保”等調查。
從經濟增長動力機制來看，投資增長過快，投資率明顯偏高，最終消費率受居民收入差距擴大的影響而不斷下降，經濟可持續增長受到制約。
第一，此次經濟刺激計劃以空前的信貸擴張和規模龐大的基礎設施投資為主，伴隨著這些投資的落實，２００９年我國固定資本投資率大幅攀升到４７．５％，這是改革開放以來繼１９９３年投資高峰后的第二個高峰。在投資率突飛猛進的同時，我國居民消費率一直處于下降趨勢。１９９９年居民消費占ＧＤＰ的比例為４６．１％，到２００９年下滑縮減至３５．６％。
第二，我國最終消費率不斷下降。除了發展的階段性因素外，還有一個重要因素就是收入分配不盡合理，分配過程中“強者越強，弱者越弱”的“馬太效應”越來越明顯，特別是此次政府投資大部分集中在基礎設施領域，這些工程不僅短期內無法創造較多的有效就業，而且大都被國有大中型企業占據，加劇社會資源配置的不合理程度，影響國民經濟基礎部門和創新領域的投資，甚至由于一些工程存在腐敗動力，導致資金流失，加劇政府投資的“擠出效應”，從而間接導致不同行業、不同地區、不同階層的居民收入差異不斷擴大，基尼系數不斷上升。
第三，在巨大的投資壓力下，政府特別是地方政府直接和隱性負債過高，財政風險較大。據中國銀監會統計，截至２００９年末，我國地方政府融資平臺負債額為７．３８萬億元，同比增長７０．４％。考慮到今后兩年地方政府后續貸款２萬億—３萬億元，預計到２０１１年末，地方融資平臺負債恐將達到１０萬億元左右。其中，直接債務占８０％，擔保性債務占２０％，隱性債務則無法統計。由于目前全國數千家地方融資平臺所投資的項目，只有１０％可以用產生的現金流償還貸款，償債能力較差，考慮未來兩年政府投資可能進一步加大，則必然會大幅增加政府整體負債水平，對經濟持續增長有很大風險。
第四，由政府主導的大規模基礎設施投資效率不高，尚未完全實現預期效果，并且對民間資本存在擠出效應。一方面，政府投資的投資乘數要遠遠小于民間資本，民間投資沒有被激發出來，最終會影響到整個社會資源的利用效率，這其中既有投資效率、治理等運作上的問題，也有體制轉軌上的問題。另一方面，基礎設施投資過于集中在“鐵公基”和國有企業手中，政府投資比例過大，將擠出一定比例的民間投資，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打壓了民間資本的投資空間，使得整個投資對經濟的拉動作用遠遠沒有發揮出來，更加劇我國經濟結構的失衡。